王應麟其實對於皇帝的提議和問題有些措手不及，一時間也來不及做出得體的應答，讓君臣之間的問對時常出現冷場。他知道這也許會讓陛下對自己的學識產生誤解，但依然不敢‘妄言’，因為為官多年當然明白禍從口出的道理，一旦應對失度，讓陛下產生誤解和錯判，產生惡果不僅會毀了自己，也會誤國誤君。
趙昺對此並沒有多想，老臣謹慎持重，在自己態度不明的情況下，自然會慎言。而現下自己已經發出了足夠的信號，也應該給其留下思考的時間和空間。所以他沒有迫不及待的追問下去，而是以自己困乏為名結束了談話，並邀其明日再談。
趙昺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轍，但也明白社會要進步，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要打破當下的局麵，尋求新的平衡。而如何在保證改革能夠順利推行的情況下，平穩的進行權力過渡，並把動蕩把握在可控範圍之內，這也是極其考驗他和一班重臣智慧的時候了。
要想做事，趙昺當然知道憑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必須依靠手下的臣僚和官員。而這就涉及到調整班子和機構的設置，而他就要係統的對官製進行改革，而如何布局，增加哪些部門，裁撤哪些部門，部門職能如何設置，當下就成為必須考慮的問題。
當前趙昺考慮恢複的三省製，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一套組織嚴密的中央官製，確立於隋朝，此後一直到清末，六部製基本沿襲未改。在加強中央集權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並非就十分完美，所以在發展過程中，組織形式和權力各有演變，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做過一些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的調整和補充。
唐初確立三省製以後，由於三省事權分立，往往產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權的中書省和掌握政令審核的門下省不時因政見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有鑒於此，唐太宗遂決定三高官官合署辦公，其辦公地點稱為政事堂，最早設置於門下省，後遷往中書省。其後，由皇帝指定人員入政事堂議事。
隨著地方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國家統治麵臨著許多新的轉折，行政使職大量出現。在不斷派遣使職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一種新的行政機製，臨時派遣的使職演化為固定的職務，並逐漸形成一個與原有尚書六部行政體係不同的、按照新的機製處理政務的體係。
使職的出現和原有的行政部門使職化，勢必與原來由尚書六部統領寺監和州縣的行政體製發生衝突。而且使職因為有皇帝的特別授權，在處理具體事務的過程中可以跨越尚書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負責，這又進一步引起宰相製度和整個政治體製的變化。
最為顯著的後果是：由於中央使職行政體體係在發展過程中取得對地方政務的領導權，中樞體製中三省製受到衝擊，三省製逐漸向三省合一製發展。玄宗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改政事堂印為“中書門下之印”，是中書門下體製建立的標誌。
建立中書門下體製建立後，行政體製依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使職差遣在安史之亂前已經很普遍，但安史之亂給唐帝國帶來的一場全國性戰爭，為唐王朝的統治帶來了一係列的新問題。從而促成係統的使職體係初步形成。盡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過恢複三省製的改革，但都未能堅持。到貞元時期全國政務彙總於中書門下，中書門下作為行政樞紐的地位終於鞏固下來。
逐漸形成一種中書門下共同會議決定辦事，這種從上而下的公文路徑，所用的時間很短，以防止來回封駁，提高了行政效率。從而實際上來說，形成以三省官為政務官，六部為事務官的製度，並奠定了五代及兩宋宰相製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國中古時期君相關係和國家權力運作方式的重大轉變。
對於宋朝的官製，以趙昺當皇帝的感受就是紛亂複雜，以致讓他初期都摸不清門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員是做什麼的。而這其實也怨不得他，在太祖開國時，宋朝不僅繼承了舊朝的體製和大量官名，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辦事機構，讓人是眼花繚亂。
趙昺當政後，苦於此，於是乎將一些久設不置官員的機構裁撤，職能相同或近似的機構合並。將職官和寄祿官進行整理，一切以所任職事為準發放俸祿；而對於榮譽性的環衛官幾乎不再賞封，並依據職能簡化官名，十多年來才逐步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