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是2004年，我20歲。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我先是在一家酒店當了一年的服務員，後來發現賣啤酒的提成不錯，於是幹脆與一家啤酒商達成協議，跑到一家夜總會賣啤酒。
如果你去過夜總會，你便知道那裏有多麼吸引人，燈紅酒綠，衣香鬢影，我喜歡在明明滅滅的燈光中，提著一小桶一小桶的啤酒到各個房間送貨。
有時候，客人叫我喝酒，我會二話不說，把筆和小本子播在短裙子腰間的皮帶上，便直接拿起小小的啤酒瓶，一飲而盡。
一般來說，客人見我如此爽快，往往都不會再為難我，畢竟他們到夜總會來，目的就是尋歡作樂，根本沒有必要在一個豪飲的啤酒妹身上花太多的時間。
在客人的掌聲中，我會展開滿臉笑容，一一向他們致謝，客人開心了，才會更豪氣地大聲吩咐我：“再來一打。”
一打是12支，我便又掙了12元。我推銷的啤酒是一種包裝很精美的進口啤酒，小小的一瓶，每瓶售價10元，每賣出一瓶，我可以提成1元。
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晚上掙過600元。記不清當天晚上喝過多少酒，說過多少話了，反正淩晨三點下班的時候，我肚子灌滿了啤酒，步履搖擺，可是手中依然緊緊地抓著一本小小的本子，那上麵清楚地記錄著各個房間叫啤酒的數量。那是我與啤酒商對賬的“賬本”，每月就憑賬本上的記錄領取薪水。
第二天早上醒來，我竟然發現自己睡在夜總會雜物房的一張破沙發上。四處靜悄悄的，斑駁的陽光從窗外打進來。我搖搖晃晃地從長長的走廊上穿過，一間間房間已被收拾幹淨，夜總會規定每天下班前要搞完衛生方可下班，所以服務員把爛醉如泥的我安頓在雜物房。
我扯扯身上短短的裙子，緊緊地拿著“賬本”，走出夜總會的門口。外麵的陽光燦爛無比，是一個美好的春日，可是在我看來隻感覺刺眼無比。
我的理想，是在夜總會賣三五年啤酒，然後，用所掙得的錢，開一間小小的酒莊，專賣各種各樣的紅酒，或者幹脆拿某種品牌的酒在本地的代理權來經營，那應該算是不錯的生意。
現在想來，如果沒有遇到彪哥，我這個願意也許早就實現了，也許用不了五年，四年，或三年就可以了。
我有兩個很好的朋友，我們合租在這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的一間舊房子裏。四周的房子很破敗，但我們三個人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招搖過市。
如果我們不說，誰會想到我們住在城鄉結合部？每一季的新衣服，我們都要買來武裝自己的身體。對於女人來說，武裝自己的身體，與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樣重要。前者是情商，後者是智商，而現實你也知道，情商比智商更具含金量。
作為女人，你可以條件不好，你可以長相不美，但切莫放棄扮靚。一個女人喪失了扮靚的興致，便意味著喪失了全世界。
我的兩個好朋友，一個叫阿麗，一個叫勝南。阿麗是粵西的，勝南是粵北的。而我，祖祖輩輩都在這座城市生活，雖然家境一般，但與阿麗和勝南對比，已算懸殊。她們之所以到這裏來，是因為家境貧困，家中一眾老小盼望她們掙大錢衣錦還鄉，解救家中諸人於水深火熱之中。
而我之所以從家中出來，是不想承受父母的嘮叨。我高中時忙於與長毛賊談戀愛，考得一團糟。“長毛賊”是我媽媽給我前男友起的外號，因為他喜歡把額前的一咎頭發留得很長，斜斜地搭在一邊。我媽覺得這是流裏流氣，我卻認為這是帥氣，母親與女兒的眼光，天地之別。
落榜後，父母希望我複讀一年，我堅決拒絕了。三個月不到，那個發誓要愛我一萬年的長毛賊在大學開發了新獵物，於是我成了家人嘴仗中的落水狗。
在家人的眼中，我是一個異端。哥哥和姐姐學習成績都很好，大學畢業後都找到了非常體麵的工作，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實在令他們太失望了。
他們對我失望，但我對自己沒有失望。我覺得，高考失敗並不是我人生的失敗，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注定是要通過另外的途徑取得屬於自己的成功。所以我每天的理想，就是賣很多很多的啤酒，然後開一間酒莊。
酒莊開業的時候，我要在兩邊擺滿花籃，請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一起來剪彩，再請來各種禮儀隊在門外敲鑼打鼓，讓他們在震天的鼓聲中領會什麼叫天要降大任於斯人者，必先讓其高考失利，情場失意……
我與阿麗和勝南的認識，純屬機緣巧合。
阿麗是發廊女，專業給客人洗頭。一般情況下，她隻負責在發廊給客人洗頭，洗一個頭發廊收費10元，她可以提成3元。有時候客人有另外的需要，比如想帶她出去聊天吃宵夜之類的“外勤”，需要另付50元“管理費”給發廊。
對於這50元的“管理費”，阿麗頗有意見。有次她向我抱怨道：“我與客人出街吃宵夜聊天，又不費發廊的水電，為什麼要人家交管理費？”
我安慰她：“凡是收管理費的，都是不管理的人，人家才收你50元便讓你自由地跟客人出去掙大錢，你該開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