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十年血腥鑽石之戰的塞拉利昂，戰爭進入尾聲。首都國際機場是用簡易木板搭建的，海關隻有一張破舊的桌子，蓋個章就算了事，一切從簡。
首都弗裏敦。獅子山、大西洋，有山有水的，看上去依然破爛不堪，馬路上到處是聯合國軍人設置的檢查站，沙袋、崗亭和全副武裝的軍人，好像戰爭隨時都會爆發，這樣的地方肯定不是我的目的地，走為上策。
去南部的博城，那裏是當時執政黨領導人卡巴的家鄉，安全係數大點，命最重要。
從弗裏敦到博城的公路早已被炸毀，隻能乘小飛機，300多公裏的路程，60美金的票價，我可是咬著後槽牙買的這張在當時可不便宜的機票。
機上15個座位，隻坐了8個人。有兩個白人駕駛員，飛行員與乘客之間隻有一塊木製擋板，乘客隨時能聽到飛行員講話，行李統統被堆在登機口。
飛機飛得很低，機窗外茫茫綠海，機艙裏噪音很大，就像進了冶煉廠。機身被氣流推動得上下顛簸。50多分鍾後，飛機終於降落了，走出機艙，被一股熱浪襲擊，以為空氣在燃燒。
我一眼看見了站在房簷下，身穿棕色西裝，係著鮮紅領帶，麵帶笑容的巴尼省長。在弗裏敦朋友的辦公室與他有過一麵之交，沒想到他竟然親自來接機了。
胖胖的巴尼長著一對不同於其他非洲人的濃眉大眼，見到我，他那對“丹鳳眼”已經笑成一條線了，他張著厚嘴，高聲說：“歡迎我們的子1來到甜蜜的博城。”之後，他從褲兜裏掏出一塊已經發黃的白手絹，擦了擦臉上溢出來的油和汗。我知道都是該死的西裝害的，這會兒的氣溫，即便裸著都會出汗，別說西服革履了，我很感激他對我的重視。
接下來巴尼帶我去了他的辦公室，又興致勃勃地拉著我逛大街。近40度的高溫，他穿西裝，我背器材，兩人熱得連眼珠都快烤紅了，就這麼傻傻地在大太陽下溜達。
巴尼鑽進一家藥店，說自己的一隻腳疼。話音未落，隻見他一個大跨步，一條腿已經蹺在了櫃台上。可他太胖，晃晃悠悠的，身子一斜差點摔倒，多虧了賣藥男人手快，站在櫃台裏一探身，用手接住了他。之後，那人掰扯著巴尼那隻疼腳趾，揉來揉去，疼得巴尼齜牙咧嘴的。後來，賣藥人為巴尼上了藥。他付了錢，我們離開了藥店。
在巴尼的引領下，來到了我要住的人家。
這是一座普通的坐北朝南的臨街房，房前的西頭有一棵芒果樹，樹下有一口砌了高台的水井。房子的外牆是用凹凸不平的石頭砌成的。
這家女主人叫阿米·莫瑞巴（AmieMoriba），家裏住著老少三代人，83歲的老媽媽西西，23歲和17歲的兩個女兒斯雅（Sia）和露西（Lucy），3歲的小兒子瑞鬧（Reynlod）。幾乎是女人的天下。
這時，又出現了一位名叫莫塞斯·羅傑斯（MosesRogers）的40多歲的男人，他在鎮政府工作，是巴尼派來專門為我做向導的。
從此，開始了我在西非塞拉利昂與曼迪人朝夕相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