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總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樣，不出三天準沒命。而且人們以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沒人同情。”
“那，是出於無奈囉？”她邊笑邊說。
“是無奈。”我說，“這我知道。所以才說和掃雪工差不多，無可奈何才幹的，而不是因為感興趣。”
“掃雪工？”
“文化掃雪工。”我說。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離婚。
“不是我想離而離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個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種事，一般人恐怕誰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麵上手托下巴，看著我的眼睛：“別見怪，瞧我問的。不過你是怎樣承受刺激的？我很難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後是怎樣一種情形？”
“把亨林格別在外套上。”
“隻這個？”
“我要說的是，”我說道，“那東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裏受了刺激，但存在畢竟存在。所謂刺激也就是這麼一種東西，不可能拿出來給人家看，如果能給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說的我完全領會。”
“真的？”
“或許不那麼明顯，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過刺激，好些！”她小聲說道，“很多原因攪和在一起，所以最後才辭去東京那家賓館的工作。刺激，苦悶。我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處理妥當。”
“呃。”
“現在也還受著刺激。想到這點，有時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著喝了口瑪莉白蘭地，捅了下眼鏡，莞爾一笑。
我們喝了不少酒，已記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時間已過11點。她覷了下手表，說明天還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說叫出租車送她回去。從這裏去她的住處，出租車10分鍾就能到。我付過款，出到外麵，雪又飄飄灑灑地落下來。雪不很厲害，但路麵結冰，腳下打滑。於是她緊緊挽著我的手臂，往出租車站走去。她喝得有點過量，腳步踉踉蹌蹌。
“哦，那本報道收買土地內幕的周刊，”我驀然想起，“叫什麼名稱？大致出版日期？”
她講出那家周刊的名稱。是報社係統的。“估計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沒直接讀過，具體寫的什麼不大清楚。”
我們在輕揚漫舞的雪花中等車，等了5分鍾。這時間裏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顯得很輕鬆。我也心情輕鬆下來。
“好久沒這麼輕鬆過了。”她說。而我也同樣。於是，我再次想到，我們之間是有某種相通之處的。惟其如此，我才從第一眼見到她時便開始懷有好感。
車上，我們東南西北地聊起來，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時間啦，東京啦，不一而足。我一邊聊一邊傷腦筋：往下如何對待她呢？我知道，我隻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覺。至於她想不想同我睡，我當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嚐不可，這我是知道的，這點從其眼神、呼吸、說話口氣和手的動作上即可知道。作為我來說，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於睡出麻煩。來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說的那樣。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隱約覺得如此同她睡覺恐怕有失公正，並且這種念頭怎麼也無法從腦海中驅除。她比我小10歲，情緒有點不穩定，而且醉得搖搖晃晃。這就像用帶有記號的牌打撲克一樣，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麵所謂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詢問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話，那為什麼不索性變成苔蘚植物呢？那樣豈不來得簡單痛快！
這也是正理。
我在這兩個價值觀之間一時左右為難。當出租車快到她住處的時候，她卻毫不費事地使我解脫出來。“我和妹妹兩人一起生活。”她對我說。
於是我再沒必要前思後想了，不覺有些如釋重負。
車開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說對不起，問我能否陪她到房間門口。並說夜深時分，走廊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沒。我對司機說自己馬上下來，請他等5分鍾。然後挽著她的胳膊，沿著結冰的路走到大門口，順樓梯往三樓爬去。這是座鋼筋水泥公寓，沒有任何多餘飾物。來到寫有306編號的門前，她打開挎包，伸手摸出鑰匙，對我不無笨拙地笑笑，道聲謝謝，說今晚過得很愉快。
我也說很愉快。
她轉動鑰匙打開門，重新把鑰匙放回挎包，“哢”——皮包金屬對接扣相吻合的幹澀聲響在走廊裏蕩開。隨後她定定地看著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盯視黑板上的幾何題。她在遲疑，在困惑，那聲再見無法順利出口。這我看得出來。
我手扶牆壁，等待她做出某種決斷，然而她遲遲不做出。
“晚安。問候你的妹妹。”我開口道。
她緊緊地抿著嘴唇，抿了四五秒鍾。“我說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謊話。”她低聲說，“實際隻我自己。”
“曉得。”
她臉上開始慢慢泛紅：“何以曉得？”
“何以？隻是曉得。”我說。
“你這人，怪討人嫌的。”她沉靜地說。
“或許，或許是的。”我說，“不過我一開始就說過，我不會做討人嫌的事，不會趁機強加於人。所以從來沒說過謊。”
她思忖良久，隨後作罷，笑道：“嗯，怕是沒說過謊。”
“不過……”我說。
“不過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剛才說過，我也受了不少刺激，這個那個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還在胸口別著呢。”
她笑了，說：“不進來喝點茶什麼的？想再和你聊一會。”
我搖搖頭：“謝謝。我也想和你聊，不過今天這就回去。原因倒說不清，但我想今天還是回去好，還是不要一次同你說得太多為好，我覺得。怎麼回事呢？”
她用儼然看黑板小字時的眼神瞧著我。
“我表述不好，但總有這種感覺。”我說，“有滿肚子話要說的時候，最好還是一點一點地說，我想。或許這樣並不對。”
她對我的話想了一會兒，隨即作罷，“晚安。”說完，悄然地把門關上。
“喂。”我招呼道。門開了一條15厘米寬的縫，她閃過臉。“最近可以再邀你嗎？”我問。
她手扶著門，深深吸了口氣，說：“或許。”
門又合上了。
出租車司機正在沒心緒似的攤開一張體育報看著。我返回座位，說出賓館名稱，他馬上現出驚訝的神情。
“真的這就回去？”他問，“看那氣氛，我以為肯定叫我一個人開車回去呢。一般後來都是這樣。”
“有可能。”我表示讚同。
“長年幹這行，眼光大致看不錯。”
“長年才有時會看錯，就概率來說。”
“那倒是。”司機不無費解地說，“可話說回來，您怕有點不一般吧？”
“也許。”我說。難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間，我開始洗臉，刷牙。邊刷牙邊有點後悔。但最終我很快睡過去了。我後悔起來往往持續不了很久。
早上醒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給服務台打電話，要求把房間的原定期限延長3天。結果毫無問題，反正是旅遊淡季，客人沒那麼多。
然後我買了份報紙，走進賓館旁邊的炸餅店，吃了兩張黃油甜鬆餅，喝了兩大杯咖啡，賓館裏的早餐吃一天就膩了。還是這炸餅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換第二杯。
接著，我攔了輛出租車去圖書館。我叫司機拉去劄幌市最大的圖書館，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圖書館裏，我查閱了眼鏡女孩兒告訴我的周刊的過期部分。發現關於海豚賓館的報道刊登在10月20日號上。我把有關部分複印下來後，進到附近一家飲食店，邊喝咖啡邊仔細閱讀。
報道的內容很難把握，須反複閱讀幾遍才能理解透徹。記者是想盡可能寫得簡潔易懂，但在紛壇的事態麵前，其努力似乎很難奏效，可謂錯綜複雜。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脈絡還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題目是：“劄幌地價疑團——插入城市再開發中的黑手。”
概括起來是這樣：首先，在劄幌部分地區，在大規模土地收買活動正在進行之中，兩年時間裏上地幾易其主，且極為隱蔽和反常。地價不明不白地急劇上漲。記者得知這一情況後遂開始調查。結果發現收買土地的公司盡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虛名——雖然也登記在案，繳納稅款，但一無辦公地點，二無職員。而且這些假公司之間相互勾結，極其巧妙地大肆買空賣空。兩千萬日元買來的土地轉手以6千萬賣出，如此賣了兩億元。於是記者對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開始逐一調查，窮追不舍，發現其源頭隻有一個：經營不動產的B產業公司。這倒是實實在在的公司，總部設在赤阪，擁有現代化的高級辦公大樓。盡管不很公開，但實際上B產業同A綜合產業這家大型聯合公司關係密切。A產業極其龐大，下屬鐵道公司、賓館集團公司、電影公司、食品集團公司、商店、雜誌社，甚至包括信用銀行和保險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廣大。記者進一步深入追查，結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來了。原來B產業收買的土地都在劄幌市計劃再開發的地段以內。地鐵的建設、政府機關的新址等公共投資項目都將在這一地段進行，所需資金的大部分由國家撥款。國家、北海道、劄幌市三方經過協商，製定了再開發計劃，形成了最終決定，包括位置、規模、預算等等。不料揭開蓋子一看，決定開發地段內的土地已在幾年時間裏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來情報透露給了A產業，早在計劃最後敲定之前，收買土地的活動便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始了。就是說，這個所謂最終計劃一開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買土地的急先鋒就是海豚賓館。它搶先占領頭等地皮，以其龐大的建築物扮演了A產業大本營的角色，即擔任這一地段的總指揮。它吸引著人們的目光，改變著人流的方向，成為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計劃下進行的，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投入最大量資本的人掌握最關鍵的情報，攫取最豐厚的利益。這並非某個人缺德不好，投資這一行為本來就必須包含這些內容。投資者要求獲得與投資額相應的效益。如同買半舊汽車的人又踢輪胎又查看發動機一樣，投入一千億日元資本的人必然對投資後的經濟效益進行周密研究，同時搞一些幕後動作。在這一世界裏什麼公正雲雲均無任何意義。假如對此一一考慮，投資額要大得多。
有時甚至鋌而走險。
譬如，有人拒絕轉賣土地。從古以來賣鞋的店鋪就不吃這一套。於是，便有一些為虎作悵的惡棍不知從何處胃出。龐大的企業集團完全擁有這種渠道，從政治家、小說家、流行歌手到地痞無賴，大凡仰人鼻息者無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惡棍攻上門來，而警察卻對這類事件遲遲不予製止，因為早已有話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裏去。這甚至不算是腐敗，而是一種體製，也就是所謂投資。誠然，過去或多或少也有這等勾當。與過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資網絡要細密得多，結實得多，遠非過去所能比。龐大的電子計算機使之成為可能，進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細無遺地網入其中，通過集約和細分化，資本這具體之物升華為一種概念，說得極端一點，甚至是一種宗教行為。人們崇拜資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崇拜其神話色彩，崇拜東京地價，崇拜奔馳汽車那閃閃發光的標誌。除此之外，這個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話。
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都要在這樣的社會裏生活。善惡這一標準也已被仔細分化，被偷梁換柱。善之中有時髦的善和不時髦的善，惡之中有時髦的惡和不時髦的惡。時髦的善之中有正規的，有隨便的，有溫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滿激情的，有裝模作樣的。其組合式也令人饒有興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爾薩爾迪褲子，腳穿波裏尼皮鞋一樣，可以享受複雜風格的樂趣。在這樣的世界上，哲學愈發類似經營學，愈發緊貼時代的脈搏。
當時我沒有在意，如今看來，1969年世界還算是單純的。在某些場合，人們隻消向機動隊員扔幾塊石頭便可以實現自我表現的願望。時代真是好極了。而在這是非顛倒的哲學體係之下，究竟有誰能向警察投擲石塊呢？有誰能夠去主動迎著催淚彈挺身而上呢？這便是現在。網無所不在，網外有網，無處可去。若扔石塊，免不了轉彎落回自家頭上。這並非危言聳聽。
記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內幕。然而無論他怎樣大聲疾呼，其報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說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聲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內幕，而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必然程序。人們對此無不了然於心，因此誰也不去注意。巨額資本采用不正當手段獵取情報，收買土地，或強迫政府做出決定；而其下麵，地痞無賴恫嚇小本經營的鞋店，毆打境況恓惶的小旅館老板——有誰把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這樣。時代如流沙一般流動不止。我們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們站立的位置。
作為報道我以為是成功的。材料翔實，字裏行間充滿正義感。但落後於時代。
我將這篇報道的複印件揣進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賓館的管理人，想那個生來便籠罩在失敗陰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來自時代的挑戰。
“一個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語。
正值女侍走過，她詫異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輛出租車，返回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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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