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創作中融入了西方的寫作理念，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閨門小說的情愛故事的長處，再加之她與生俱來的貴族血統的典雅意蘊。又把所有這些躲在平常和瑣碎之後，示人眼前的是對人生的絕望，以及背向曆史的姿態，著實令人耳目一新。其實在民國初期，蘇曼殊曾經有過這樣的嚐試，但礙於文言文字表達的局囿，沒有能夠像她這樣開拓出全新的形式。
在《金鎖記》之後，她推出了《連環套》，原以為會給自己帶來新一輪的轟動效應，卻不想半路殺出了個程咬金，把她的《連環套》批評地非常厲害。而這個寫評論的人士，顯然不是一般的混飯吃的文痞，他的文章深厚又犀利，每每都點中她的要害。張愛玲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遭遇如此的重創，她習慣性的反擊是情理之中的。
況且這時候她認識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感情上的冤孽。初入社會的張愛玲對於感情還幾乎是白癡的智商，麵對情場高手的胡蘭成哪有抵抗的能耐。此時的胡蘭成也是一生中最春風得意的時間，投機成功，搖身變為汪偽的宣傳部長，對他來說當漢奸的滋味真是好爽。
我不想說張愛玲的癡情，以及她幻想的“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事情”的幼稚想法，也沒有興趣去講胡蘭成的風流韻事。對於情感上的糾葛，其實是沒有錯和對的，我們今天哀歎張愛玲的感情的遭遇，更多是站在喜愛她的立場上，還帶著今天婚姻理念的思考，忽略了時代的背景。在民國時期，成功男人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女人如果為了這個吃醋耍潑，倒是為禮法所不容的事情。更重出於這個就不難想象張愛玲遠去溫州尋找胡蘭成，並且和胡的新歡共處一室而不奇怪了。在那個年齡的張愛玲愛上一個有聲望和有情趣的男人，對她來說也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可歎的是這個人，既是人格卑劣的漢奸文人，又自開始就抱了玩耍的心態。幾十年後，逃脫曆史懲罰的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裏，大書與張愛玲的往事甜蜜時，一口一個愛妻的呼喚，讓人真正領略到無恥是什麼。
如果張愛玲沒有從這樣的夢境中醒悟，那說這樣的故事也就多餘了，她也就不是民國的奇女子了。從溫州回上海的她毅然斬斷了和胡的婚姻，重新回到她文字中的戀愛和婚姻中。她在回顧自己早先創作的小說時，對《連環套》的自評，居然用了比當年那個筆名迅雨還要糟糕的詞彙。
那這個迅雨是誰呢?直到四九年後，當年的迅雨才露出真麵目，他就是翻譯家傅雷先生。很難把這個嚴謹治學的學者和評論言情小說的作者聯係到一起，就傅雷先生而言，他似乎也僅寫過評論張愛玲的言情小說。但這些對於張愛玲已經不重要了，時代的變遷加之情感的嘩變，她的小說創作已經到了邊緣地步，也許是愛情在她的心中的枯萎，她再也沒有講出淒美或是浪漫的故事來。
(三)
夏衍很熱情地邀請她參加上海的文代會。在與這些早年“左聯”的文化人或是重慶延安來的作家的接觸中，張愛玲非常的不適應，她是屬於小資範疇的作家，講些風月，談點家世，背離正統。讓她談革命或者主義是弄不來的，加之素有的門閥觀念和歐美情節，也使得她和這些革命的文化人難以溝通，何況她還有一段說不清理還亂的漢奸婚姻。她在自己的長篇小說《十八春》裏，已經很清楚的表達了這樣複雜的心理，而兩個男人不過是她現實和夢境裏的一個人罷了。
去蘇北的農村參加土改，是她思想急劇反叛的起點。或許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接觸農村，第一次麵對階級間的鬥爭，她眼裏的世界變得那麼可怕，原有的環境不適應越發的嚴重，她忍受不了文字上的製約和習慣上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