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法律是其國家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使統治階級為了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賦予合理性、合法性，同時又不得不向被統治階級進行一定妥協的產物。
在此時國家的法律被踐踏，被這個國家的主人。財富與權力相互勾結，庶民何以為生。將整個國家用法律與紀律進行貫徹，清理吏治，這也符合朱由校的心思。
三曰重詔令：
“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複……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注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製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
這裏指出的是官僚的惰性，互相推脫，導致整個政府運行的效率極低。而張居正的建議包含著兩個方麵，即立威與立法。立法，指的是一套相當嚴密的製度體係，也就是“考成法”。
關於立威的問題，張居正關心的不僅是君主的絕對權威，而是注重君主和官僚機構之間的溝通渠道的暢通，重新樹立政府的權威。
但是由於身份的原因，朱由校必然會對此進行一定的扭解。他要的不僅僅是樹立政府的權威，正要更要樹立皇帝的絕對威權。
他要建立一個以自已為核心的，由忠誠的技術官僚與軍官團所組成的統治係統，並且尋求在實質上控製社會中的一切方麵，不論經濟、教育、藝術、宗教、科學還是道德，將官方宣告的意識形態滲透進社會結構的最深處。
四曰核名實：
“今用人，稱人之才，不必試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賁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顰睨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吏部嚴課之法，審名實之歸，毋得概引複職，濫給恩典。”
綜核名實是張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內涵是根據實際政務考課官員，以求解決官僚體製中人的素質和使用問題。
五曰固邦本：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臣竊以為，矯枉必須過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征辦，一切停免……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幹理薄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其貪汙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豪強兼並，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
在這一部分，朱由校看到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整個封建時代，底層小民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他們的疾苦不被察知、所受的壓榨無處申訴，起義是他們表達憤怒的惟一方式，“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這一點朱由校，也是知道的，“致理之道，惟在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察吏治”，而人君駕馭官員的手段無非是“賞、罰、用、舍“四字而已。可惜知道歸知道，朱優秀還是太年輕，沒有過多的政治手腕，難以知行合一。
六曰飭武備：
“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並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製之……”
看完了這篇文章，朱由校看著底下的群臣，大家都一言不發，無言以對。
七十年前，一個人提出問題，同時又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且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不斷的努力實踐與探索。而今天，一切與七十前別無二致，甚至變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