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於是，在作者的筆下，一種曆史的錯愕形成了。兩種文化彼此摩擦、碰撞、互不相容。兩種價值、道德體係互相衡量，各自都無法理解。生活在兩種文化中，用不同思維方式觀察世界的人們，彼此都感到無法溝通。盡管“屈原”不滿意自己文化中的人們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背繩墨以追曲，以糞壤而為佩，跑到窮山野澤、邊鄙蠻荒中去尋找那善良純樸的人性；盡管他被清水芙蓉般的杜若子那本性純樸、真情實感、芳馨潔淨、麗質天然、空穀幽蘭、渾金璞玉的氣質所吸引、所誘惑，但他超越不了自己的文化。他對杜若子用情不專、浪跡浮萍的行為而心生鄙夷，為杜若子殘人取樂、毫無廉恥的天性而甚感憤怒；杜若子也同樣對屈原在男女事情上的一本正經、縮手縮腳、口是心非、遮護掩飾而懊惱。杜若子是“實實在在女兒身”，她需要的不是“清清白白真君子”，而隻是一個男人，一個真正的男人！兩種文化彼此衡量的結果，是屈原認為這一蠻荒部落中一切都是顛倒錯亂的，而部落中人則全都認為屈原是瘋子！
勾出蠻荒部落、原始人欲的底色，是為了突現“屈原”所代表的，至今為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輪廓。人們看到，這種文化發展得已經足夠進步與完善，它的代理人在道德上的自修與自省已經達到了盡善盡美——這是一種以“善”為原則的美，它壓抑了人的本性中“惡”的一麵，然而同時，就使人走向虛偽、矯飾，迷失了本性，使人類失去以“真”為原則的美，真、善、美被割裂了。
在這種文化差異的鮮明比照中，劇作向人們出示了一道曆史的悖論題：人類文明的進步必然要以人的天性被壓抑作為代價嗎？這種社會的曆史思考同時又帶來另一種人生的思考，一個將哲學家們反複糾纏、世世難以解答的思考：人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同樣不能用我們所慣用的曆史、道德評價來批評這個戲，因為它所呈現的意蘊本身即表現出一種曆史的和道德的矛盾。作者要傳達給我們的，是一種朦朧的啟示，而不是明確的價值傾向。說它是“朦朧的啟示”，是由於作者自身也同樣陷進這個神秘的怪圈中不可自拔，他表現出猶疑、不自信、不確定性的迷惘，而這種迷惘卻正體現了處於文化撞擊中的人類的迷惘。
如劇中所寓示的象征那樣，當今世界東、西方兩大文化的撞擊亦在製造曆史的悖論：東方文明在西方強大物質磁場的引力作用下正在萎縮，而西方文明卻又為自身的物化而感到惶惑拚命到東方文化中來尋找慰籍和寄托。與劇中傾向所不同的，是現代人已不像屈原和杜若子那樣彼此自覺地實行文化隔離，而是能夠懷著傾聽與理解的心情去互相接觸。這是人類理性思維進步的標誌。同樣的悖論也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曆史進化過程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世界必然進入全麵工業化的階段，這種發展滿足人們的物質的享樂需求。然而工業化的過程又在製造海洋、大氣汙染，破壞生態平衡，改變地球的氣候和物理成分，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它使人焦慮地看到：最後毀滅人類的，是人類自身。
盛和煜選擇這樣一個題材，不能說沒有受到尋根文學的影響。與之不同的，他不是從習俗的深厚和古樸中，去著意揭示我們傳統文化中深層的一麵；而是明確區分出中國傳統文化裏典型的封建文化，與人類原始文化的層次，將二者還原為人的理性和情欲，來突現傳統文化對人的塑造。在這種突現中，找到我們文化性格的位置——盡管這種目的性，他本人並不一定很明確。
他的目的達到了麼？
原載《文論報》198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