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性的直觀外露嗎？似乎如此，似乎又不盡然。《潘金蓮》采用的不是故事情節直敘性結構，而是運用了人物評點情節的方式。這些插入的人物本身亦在整個戲的情節結構之中，他們的口說出的話符合他們原來曆史或文學作品環境中的規定時代、身份、性格、教養、思維方式。用經典作家針對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戲劇創作所作的著名論斷來衡量此戲，似乎有些牽扯比附。讓人物代表作者發言是愚蠢的，魏明倫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根據需要隨意抓取能夠表現自己見解的人物來插入戲中，讓他們在戲裏仍按照原有方式行動、思考、發議論。仍然是通過藝術形象來說話，說他們自己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加這條副線？——有人說，隻要用今天的觀點重新塑造潘金蓮的形象就可以了。這是作者的藝術追求，應當允許和鼓勵作者在一定藝術思想指導下有目的的藝術探求，它也許會產生出畸生兒，但偉大作品的問世也與這種藝術實踐緊密相聯。站在現代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的基點上，曆史地真實地重寫潘金蓮，挖掘其悲劇的社會原因，這自然不失為一種創作途徑，二十年代歐陽予倩即已進行了此種嚐試。但魏明倫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向觀眾揭示一種新的社會觀念可以而且應該對曆史進行重新認識——這一點歐陽予倩在六十年前已經做到了。魏明倫要通過不同時代、國別的處於不同社會觀念梯級的人物的命運比較，來突出中國古代封建倫理道德加在婦女頭上桎梏的荒謬；通過各梯級人物從各自觀念基點出發對潘金蓮所作出的認識各異的評判，來照應當前尚處於矛盾與混雜之中的社會倫理觀念——它也被用來區分觀眾的認識梯級。在中國廣闊的幅員裏，由曆史和地域條件限定的文化發展程度原有較大差異，對外開放所帶來國人社會觀念的變化亦參差不齊，而它們反映在修養程度、認識水平及年齡鍵各不相同的人身上，結果更呈現出多重層次。《潘金蓮》上演後之所以引起毀譽不一、各執一端、眾說紛紜的爭論，社會觀念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魏明倫正是要在這一點上喚起人們的關注，以促進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也許他自己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可以相信，單純將顯示新觀念的歐陽予倩的潘金蓮重新搬上舞台，並不能引起人們觀念深處的深刻自省，這是魏明倫主觀意識體現在形式上的成功。
然而，結構上的缺陷亦是明顯的。劇中的主線與副線，彼此遊離，未能和諧交融為完整的一體結構。被人為切割了的主線依然按照客觀邏輯發展，自成起迄。處置副線則時時生硬插入，打斷情節。這也許是對元明雜劇中“喝斷”現象的返祖，但由於多次使用，甚至成為結構主體則給人零散感。全劇雙線契合的效果，是演一段情節，發一通議論，成為評點式戲劇。而對這兩方麵的照顧又導致雙向牽製：主線部分，傳統的表現手法未能展開，限製了調動各種舞台手段對人物內心情感、潛在意識和心靈變遷過程的深入挖掘，人物缺乏立體層麵，情節成為過場交待。副線部分，人物出場隨意性大，倏忽飄渺，天馬行空，匆匆來去，缺少個性和厚度，因而又使得寓於其身的劇本的理論分析顯得浮光掠影，倉促膚淺。傳統手段與創新手法兩者的合力中間形成夾角，它減弱了劇本的銳力。這種生硬形式感的造成，不能說不是由於作者初次進行這種創新嚐試，還不能夠純熟駕馭形式所致。運用中國戲曲傳統的歌舞表現程式為表演帶來的完整形式感，使它在吸收新的表演手段時有著固執的融合要求和強大的同化力，這是創新的作者所必須正視的。
傾向性的直觀外露嗎？似乎如此，似乎又不盡然。《潘金蓮》采用的不是故事情節直敘性結構，而是運用了人物評點情節的方式。這些插入的人物本身亦在整個戲的情節結構之中，他們的口說出的話符合他們原來曆史或文學作品環境中的規定時代、身份、性格、教養、思維方式。用經典作家針對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戲劇創作所作的著名論斷來衡量此戲，似乎有些牽扯比附。讓人物代表作者發言是愚蠢的，魏明倫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根據需要隨意抓取能夠表現自己見解的人物來插入戲中，讓他們在戲裏仍按照原有方式行動、思考、發議論。仍然是通過藝術形象來說話，說他們自己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加這條副線？——有人說，隻要用今天的觀點重新塑造潘金蓮的形象就可以了。這是作者的藝術追求，應當允許和鼓勵作者在一定藝術思想指導下有目的的藝術探求，它也許會產生出畸生兒，但偉大作品的問世也與這種藝術實踐緊密相聯。站在現代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的基點上，曆史地真實地重寫潘金蓮，挖掘其悲劇的社會原因，這自然不失為一種創作途徑，二十年代歐陽予倩即已進行了此種嚐試。但魏明倫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向觀眾揭示一種新的社會觀念可以而且應該對曆史進行重新認識——這一點歐陽予倩在六十年前已經做到了。魏明倫要通過不同時代、國別的處於不同社會觀念梯級的人物的命運比較，來突出中國古代封建倫理道德加在婦女頭上桎梏的荒謬；通過各梯級人物從各自觀念基點出發對潘金蓮所作出的認識各異的評判，來照應當前尚處於矛盾與混雜之中的社會倫理觀念——它也被用來區分觀眾的認識梯級。在中國廣闊的幅員裏，由曆史和地域條件限定的文化發展程度原有較大差異，對外開放所帶來國人社會觀念的變化亦參差不齊，而它們反映在修養程度、認識水平及年齡鍵各不相同的人身上，結果更呈現出多重層次。《潘金蓮》上演後之所以引起毀譽不一、各執一端、眾說紛紜的爭論，社會觀念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魏明倫正是要在這一點上喚起人們的關注，以促進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也許他自己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可以相信，單純將顯示新觀念的歐陽予倩的潘金蓮重新搬上舞台，並不能引起人們觀念深處的深刻自省，這是魏明倫主觀意識體現在形式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