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比於80年代批評家和作家之間那種協同作戰、彼此呼應的火熱局麵，它至少說明90年代批評的工作做得不是那麼到位，不是那麼令作家滿意了。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在90年代作家與批評家之間於80年代建立的那種親密的同盟已正式解體，二是90年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開始出現非同步性了。然而，話說回來，這樣兩個問題的出現並不完全體現為負麵價值，相反，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這其實並不是批評的退步或墮落，也不是批評主體的迷失，而是批評的進化和批評主體性的張揚。因為，說穿了，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同盟關係”本質上是由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意識形態決定的，“非文學”的熱情往往是維持這種關係的紐帶，其效能雖然十分強大，但表象背後不正常乃至病態的症狀也是無法掩蓋的。而這種“同盟”關係的被偏激甚至粗暴地解除雖難免創傷陣痛，但它卻賦予了批評家與作家之間“必要的距離”，並以特殊的方式還原了作家和批評家之間正常、健康的關係，從而彰顯了批評的獨立性。另一方麵，“距離”的獲得也標誌著批評家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與作家完全不同的思考問題的方式，有了更多的藝術意識和關於文學的主體自覺，這一切，正是批評家主體性張揚的確證。就此而言，我覺得，批評家實在應該感謝作家們的“當頭一棒”，正是這一棒使得批評家與作家“同流合汙”的美夢被粉碎，也使得批評家對自我主體有了重新的體驗與認知。而作家們的指責其實也是荒唐而可笑的。我們的作家習慣了批評對他的仰視，而不習慣被平視甚至俯視，他們被我們從前的作家製度寵壞了。事實上，當90年代中國作家使批評家處境尷尬時，他們自己“皮袍下的小”也是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