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短短四十個字，真切地反映出杜甫對國家、家庭的認識和情感：在國家動蕩的歲月裏，就沒有家庭和個人的幸福生活可言。更令人感動的是杜甫一片赤誠的愛國之情，花兒鳥兒哪裏曉得人間的事情，但在看到破敗的長安城物是人非，杜甫覺得花兒也為國破哭泣，鳥兒也為家亡而哀鳴，他用擬人的手法，表達出亡國之悲，離別之悲。詩人自己呢？他那越來越稀疏的白發，連簪子都插不住了！可見心力交瘁，憂傷之深。
這樣憂愁的詩人怎麼可能在長安待得下去，他終於找著了一個機會，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來到了肅宗臨時的駐紮地鳳翔。他踩著灰撲撲髒兮兮的麻鞋，穿著露出兩個手肘的破爛衣服，麵黃肌瘦地出現在眾人麵前，令大家十分震驚。皇上感念他的忠心，便讓他擔任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地位雖然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曆。可是，杜甫的性格耿直固執，在做官的頭一個月，就因事觸怒了皇上，遭到審訊，幾乎受到刑罰。幾個月後，他被皇上恩準回家探望妻子，實際是被疏離了。唐肅宗回到長安之後，杜甫又受到肅宗新貴和玄宗舊臣門爭的影響，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在華州的幾個月，杜甫作了著名的“三吏”“三別”，分別是《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他對現實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了，也對政治感到失望，於是，毅然辭官，在戰亂中和家人過上了漂泊異鄉、四處奔走的生活。
最終他在西南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寫了一千多首詩，占《杜工部集》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在成都住了五年，搭建了屬於自己的草堂，生活比較安定，結束了四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在成都的平靜生活使得杜甫的詩歌主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開始回憶自己年輕時的健康、矯健：“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複來。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百憂集行》），也將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寫進了詩歌，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這樣輕鬆的語調在杜甫的詩中是難得的。居住的地方清幽安閑，那燕子活潑自在，水中的白鷗相親相近，連詩人的老妻也頗有閑情地在紙上畫了棋盤，和詩人對弈；小兒子將針敲彎了當作魚鉤在釣魚。這樣的生活，突然讓詩人覺得很滿足，他覺得要不是身體多病，需要一些藥物，不然別的也不需要什麼了。這類詩清麗淺顯，瀟灑流逸，在杜詩中是一種新麵目。
可惜好景不長，八年的安史之亂雖然結束了，但國內混亂的局麵遠未停止，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一度攻陷長安。成都也受到影響，杜甫又漂泊到了夔州（今重慶奉節等縣），住了近兩年。這時期寫的詩作有四百多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詩作也多了抒情性質，形式更加多樣化，代表作有《詠懷古跡五首》《秋興八首》《登高》，其中《登高》可謂是詩人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和後半生的總結。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首詩被評為“古今七言律詩第一”。從形式看，這首詩特別嚴謹精致。全詩四聯都用了對仗，並且第一個聯句內部也是對仗，風急對天高，渚清對沙白。前二聯寫景，後二聯抒情，很有條理。
頸聯“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是最為人們稱道的兩句。古人認為這一聯僅僅十四個字，卻表達了八重意思。萬裏，表明離家萬裏，是空間的遼闊遙遠；悲秋，點出季節的蕭瑟慘淡；作客，是說漂泊異鄉，常作客，說明經常輾轉遷移，不是一年半載。百年，是說自己歲數大了，有一種歲月滄桑之感；多病，是講身體不好，此時的杜甫確實患有嚴重的肺病；台，古人有農曆九月九日登高的習俗，獨登台，表明沒有親朋了。這兩句詩詞意精練，含意卻十分豐富，敘述自己遠離故鄉，長期漂泊，晚年多病，舉目無親的處境。“悲秋”和“登台”，強化了抒情氛圍，使作者的身世自白顯得更加淒涼和憂愁，可謂是杜甫後半生心境的寫照。
尾聯“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處境，寫盡了心酸悲苦。詩人百病纏身，不能再喝酒了，也因為潦倒貧困，喝不起好酒。但酒是詩人消愁的良藥，詩人還是舉起了盛滿濁酒的酒杯，但身體的情況和過度的憂思，讓詩人不得不停住了將飲的酒杯，這一條解愁的路也走不通了。詩的悲苦氛圍達到了頂點。
之後“詩聖”杜甫進入生命的最後三年時光，居無定所，窮困潦倒，疾病纏身，十分淒涼。他往來於湖南的嶽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最後也是在船上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經曆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誌致堯舜上”的遠大抱負，卻始終未得到重用，一生飽經憂患。戰亂的時局把他卷入顛沛流離之中，使他真切地接觸了當時的種種社會景象，因而更能深刻地體察到各種矛盾和弊病，體驗到下層老百姓生活的艱辛和困苦，並用詩歌把這一切反映出來。
杜甫生前名氣不大，遠不及李白、王維，也不如岑參、儲光羲，他在去世前自歎“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但在中唐詩壇上，由於元白詩派和韓孟詩派的推崇，杜甫的地位已經超過王維等人，而與李白分庭抗禮。等到了晚唐，李白、杜甫齊名已成為詩壇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