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不是別的，正是亙古不變的人性。人之為人的最深層的心理需求，不會因為外在媒體世界光怪陸離的亂象而改變。從媒體報道看，許多人相信今人與古人不同，但那隻是表象，本質相同。這就是傳播學研究乃至人文社科其他門類研究麵臨的恒定因素。這個“發現”真讓我們鬆了一口氣。既然如此，“從人心到人心”是傳播理論研究的前沿。
那麼，我們從哪裏開始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就涉及研究方法。沒有理論的研究就沒有方向，沒有實證的理論就沒有基礎。目前學界所掌握並承認的研究方法，不外乎定量和定性的實證研究方法再加上思辨（這已經包括主流學派和批判學派及其各分支的方法），但其前提是付諸研究時必須“可操作”。為了能夠操作，許多有深度、有難度、有高度的研究問題和假設都不得不胎死腹中，因為它們無法用現有的方法進行研究和檢驗。舉個最簡單也最無奈的例子：在內容分析支撐的研究中，為了提高不同編碼人員之間編碼結果的信度指數，多少學者不得不一再降低編碼類目的複雜性和難度。恰恰在越來越趨近“科學性”要求的過程中，這些類目距離客觀材料的實質越來越遠，但我們當然可以用“內容分析隻是分析顯性內容”作為辯護，隻是這個借口顯得比較無力。其他的“強迫資料就範”的例子不勝枚舉，可以說一開始研究，它就如影隨形。
這一切困難，歸根結底還是學術思維的特點在作怪。學者的頭腦和普通人的頭腦沒有本質的區別，隻是前者更加強調和看重一致性、清晰性、規範性、邏輯性。然而，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社會的傳播現象並不總是、甚至很少符合這些學術期待。是“一中求異”還是“異中求一”？這是待解的難題。
至於“定量”還是“定性”的優劣高下之爭，實在是“偽問題”，沒有必要為此而爭論。一切取決於研究問題，關鍵是要有問題意識。有些研究問題，一看就知道必須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解決；另一些問題，則要求定性研究方法；第三類問題，需要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組合。還有無數的超越這三類問題的“大”問題，無論用何種方法組合都無法研究，無法解答，像誘人的大仙桃，讓最聰明的孫猴子也無處下嘴。
於是，我們的學者就處於兩難的境地：若研究可能產生根本性的理論突破的問題，方法無法支持。如果運用了學界不認可的方法，即便產生創新性的理論成果，也難以得到承認。那麼，除了傳播學的歐美各大學派的方法——理性範圍內的思辨和實證，是否還有“第三條路”？
4.傳播學理論創新的評價標準及思維障礙
於是我們不得不麵對“評價標準”這一問題。下文將分析這些既有標準如何成為對理論創新可能的潛在阻礙。梳理統計20多年來東西方各種學術討論場合記錄的學者學子評論他人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標準，與新聞理想竟然高度重合：客觀、公正、全麵、平衡，還有“嚴謹”。常聽學生、學者說：要多引用權威的觀點。學生普遍認為這是“客觀”的表現。我不禁要問：所謂客觀又是誰的主觀呢？除非研究者完全采取“旁觀”的心態，否則，這種“客觀”不啻掩耳盜鈴。公正？對材料、數據、事實的公正的分析？我們的確可以通過將材料“托付”給電腦處理而獲得這一幻覺。但在“托付”之前的步驟和結果產生之後的解釋，是否依然由學者完成。至於“全麵”，即便是一個簡單的個案分析，依然麵臨著“人不是全知的”這一致命挑戰。當然，這不必令我們太沮喪，因為莊子筆下寓言中那些“高人”的智慧使我們相信：有的人知識很多，但沒有見解；有的人常識缺乏，但見解深刻。自然，我們的教育致力於培養既有豐富知識又有獨到見解的人。但古代哲人留下的寓言啟示我們：人在認知過程中，的確有可能不盡知其然而卻盡明其所以然，亦即掌握規律。至於中規中矩“講兩麵理”的“平衡”，本身無可非議，但人類知識的演變史昭示我們：思想、理論、學術，總是以極端的方式得以突破。
經常閱讀本學科國際頂尖期刊的人都會發現，其中的研究論文總附有超長的參考文獻目錄，甚至了解此一行情的國內學者常常以此作為標準鞭策學子：你的觀點很好，材料也充分，但是你的參考書目太少了。這讓人想起一組比喻：做學問，究竟是像螞蟻那樣“知識搬家”，還是像蜘蛛那樣“搜腸刮肚”，還是像蜜蜂那樣“采來百花釀新蜜”？第三種路徑顯然容易引起有學術理想的人的共鳴，但也會被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學者指斥為“這裏抓一點，那裏抓一點”。
這些都是低層次的紛爭。當現實世界沒有出路，我們應該回到學術的終極目的上來，尋求超越。學術有為社會的學術，為人生的學術，也有為人心的學術。少有學者提及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我認為應該是揭示真理，潔淨己心，進而潔淨人心。具體運用到傳播學，就是致力於潔淨信源、信道、信息、傳播者、接收者。那麼，用什麼方法實現這一目標呢？顯然，上文所述各種方法無能為力。
然而，我們並非企圖挑戰、否定或顛覆現有方法，因為這種企圖也是違背科學思維規律的。我們所做的乃是補充現有的方法，至少是提出現有方法難以支持和驗證的問題和觀點，以期促進突破和創新。
一旦觸及終極問題，我們就要逆流而上，追溯西方文明及其思維方式的兩大源頭：古希臘文明和古希伯來文明。前者注重理性，知而信；後者相信啟示，信而知。一個多用腦，一個多用心。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成果無須說，其“後果”之一就是將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多數人的思維側重點轉移到“人”，從心靈轉換到頭腦，幾百年來我們就一直在自以為解放的虛幻滿足中，在理性的邊界裏打滾，而實際上是進入人類自設的牢籠。人類最長的長征不是奔赴南極北極第三極，也不是飛向太空或成為海底蛟龍，而是走出自我的樊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