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二位學者相比，其他中國學者在西方語言學轉向的大背景下也積極主動地做出回應，創建了有自己特色的語言美學理論，其中首推駱小所的《語言美學論稿》（以下所引該書隻注頁碼，另有《藝術語言學》一書）。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語言研究者和修辭學者在麵對語言、修辭研究的困境之時，為尋求語言、修辭研究的新路向，提出了建立語言美學體係的構想，如吳禮權的《語言美學》（《複旦學報》1993.5），徐盛桓的《語言美學論綱》（《外語學刊》1995.2），李伯超的《關於建立語言美學的幾點思考》（《湘潭大學學報》1999.3）。學界對語言美學的深切呼喚一方麵源於西方語言學轉向的影響，另一方麵在於對語言研究陷入困境的清醒認識。另外，又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學科交叉融合的具體體現。駱小所的《語言美學論稿》正是“語言學轉向所濺起的水花”。
在該書中，作者從分析語言的定義人手，認為傳統語言學中關於語言的定義都存在片麵性，如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機能；語言是以語音為物質外殼，以詞彙為建築材料，以語法為結構規律的符號，專指人講出來的話或用字把話寫下來的語言；語言是唯一的思維工具。以此為切入點，對語言的定義和範圍進行擴展，他認為，“語言是傳遞思想和情感信息的非信號的符號係統”。從此，把作為非理性的、情感的、非邏輯的、非功利性的主觀體驗和心理意蘊納入進來，而用以表現這些傳統語言學範圍以外的變異的、靈動的、活法的語言形式也名正言順地成為語言學考察的對象，這就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麵拓展了語言學研究的思維空間，此為一。其二，對語言研究中超越意識的推崇。具體表現為，在語言研究中強調多學科的交叉與綜合。該著作運用思維學、文藝學、心理學、文化學、社會學、語境學等學科理論，力圖綜合語言學與美學，創立語言美學。對方法論的清醒認識與實際運用是中國語言美學創立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對語言美的分析深入到話語交際和公關領域，注重了交際中受話人主觀心境的分析和受話人情緒高潮的激起及語言交際中社會角色的適切，就綜合了語境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理論，細細道來，自有一番新意。語言美學的創立，拓寬了語言研究和美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語言研究和美學研究的方法，這也是作者所說的語言學的“再生”之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謂的語言美學多注重變異語言所產生的語言美——形式美和內容美，分析重在變異修辭和修辭格的形式及其蘊含的情感信息和美學信息，“從根本上來講，語言美學以言辭和文辭為審美對象，它和修辭學有著共同之處……是對修辭學的深化，它代表著修辭學研究的方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駱小所的《語言美學論稿》的語言美學是對西方語言分析美學的一次深化和旁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