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家們使用的語言仿佛已經被過於狹窄的鞋子擠得變形了”。哲學應該以詩的風格和形式來寫就。“我們的確應當把哲學僅僅作為詩歌來寫”，實際上維氏就是這麼做的。這也就難怪《泰晤士報》上的維特根斯坦訃告會形容《導論》為“一首邏輯的詩”了。維特根斯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哲學和哲學研究（如果他的哲學可以稱為“研究”的話）的傳統看法。應該說，維氏看到了新時代條件下藝術的新特征，但是，他對藝術的看法卻仍是傳統式的，這從他在《關於哲學、美學和宗教信仰的講演與談話》中對藝術的論述可以看出。維氏自己說過：“我經常思考我的文化觀念是否新穎，也就是說，它是現時代的，還是來自舒曼的那個時代。在我看來，它至少是那種觀念的延續，盡管它不是當時實際上發生的那種延續。”因此說，維氏對藝術（詩）與哲學的界限的模糊僅局限於他的哲學研究中，而並沒有像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將它大而化之，毫無顧忌地推廣到漫無邊際的地步。這正是維氏的高明之處，正是其清醒之處，也正是其嚴肅與嚴謹之處。
三、非總體的總體性
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總體消失了，整體破碎了，宏大敘事解體了，科學知識的統治地位被打倒了，歐洲中心主義破產了，男性中心主義死亡了。一切都以碎片、零散化的異質大膽而毫無顧忌地呈現，被壓迫的民族獨立了，被殖民的地區解放了，被奴役的國家自由了，被損害的種族站起來了，被抑製的理論發出聲音了。後現代主義對處於邊緣地位的國家、民族、人民的尊重和扶植起到了重大作用。它的出現，至少在理論上，意味著強權、霸權、男權的地位遭受到劇烈的動搖。對弱小、差異、非主流的肯定，一方麵顯示了後現代主義者的理論勇氣，另一方麵，又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家的自我反思密切相關。當然，最重要的因素來自於非主流民族、國家、種族自身的不懈努力。畢竟，資本家不是慈善家，資本主義不是福利院。
在強調個別、異質、差異的眾聲喧嘩中，傑姆遜對總體性的暖昧態度或許可以稱為是其中的“異質”。傑姆遜不止一次地談到總體性。在談到資本主義的大學體係時，傑姆遜說：“在資本主義的大學體係中，一切都分門別類，沒有任何相互聯係。這個係搞宗教，那個係搞社會科學、經濟、文學等，這樣便沒有把一切都聯係起來提出一個總體性問題。”如果說，此處傑姆遜對總體性的暖昧態度僅僅是稍有流露的話，那麼，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這種曖昧態度則非常露骨。傑姆遜說：“我認為，隻有透過文化主導7的概念來掌握後現代主義，才能更全麵地了解這個曆史時期的總體文化特質。有了文化主導，這個論述觀念，我們才可以把一連串非主導的、從屬的、有異於主流的文化麵貌聚合起來，從而在一個更能兼容並收的架構裏討論問題。”@很明顯的是，傑姆遜深情款款地緬懷總體性這個概念，其目的並不是為之送上犧牲以表祭祀，而是要再一次把它恭恭敬敬地奉上神壇，作為指路的航標燈。
那麼，傑姆遜意義上的總體性概念“文化主導”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第一，文化主導的首當其衝的內涵是政治意味。傑姆遜不是政治家，他要談的問題不是要為哪個國家製定所謂的方針、政策，也不是要為某個國家出謀劃策。準確地說，作為後馬克思主義的傑姆遜，已然失去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和現實變革的興趣，如果說他對勞苦大眾、平民百姓有所同情的話，這種同情也僅僅是理論上的、精神上的。他關注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來解讀當下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新狀況、新問題，而不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來重構另一個烏托邦的理想，給人們以解放的希望。進而言之，傑姆遜的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變了形的。他更多的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角度切人，綜合多種理論來應對晚期資本主義，以建立一套相對適應的理論。“我曆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曆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決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審美的、形式的問題，然後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傑姆遜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從審美開始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從形式開始的，這個問題還可以討論，但其對政治的終極凝視，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同時，“任何對後現代主義的觀點，都同時也必然地表達丁論者對當前跨國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或隱或現的）政治立場”。應該說，作為一個關注現實、關注社會、關心人類前途命運的哲學家，傑姆遜認為，在政治上，總體性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否則，任何社會革命都將淪為改良主義，或者產生新的壓迫性的力量。
第二，文化主導的根本含義是經濟因素。傑姆遜不是馬克思主義衣缽的簡單繼承者，他在繼承上有很大的發展和創新。他不把馬克思主義簡單理解為是關於政治解放或經濟決定的理論。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是經濟決定論，這樣，傑姆遜就很輕鬆地甩開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束縛，而能夠足夠靈活地在各種後現代主義理論和思潮之間遊移。因此，傑姆遜說，他的任務不是要在所有的理論中評價出或挑選出某種理論並封之為有更高的價值，而是要在不同的理論、符碼之間進行“中介”。傑姆遜的“任務乃是發展一種足夠靈活的理論，以說明以下兩個方麵之間日益複雜的中介：一方麵是全球的經濟市場，另一方麵是我們離散、零碎的文化經驗。詹姆森以挑釁和好鬥的姿態向人們表明，這樣一種話語不僅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在新的時代背景和新的文化狀況下，要簡單地劃分階級或意識形態存在極大的困難。傑姆遜放棄或者說淡化了階級的色彩，淡化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而從經濟人手，握住了晚期資本主義的脈搏。“我並不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決定論者，但我認為談馬克思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要這樣那樣地談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內在的、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終觸及經濟結構。如果你總把自己局限於階級，你就會很快陷入有關權力的政治考慮，這反而會讓人喪失同經濟結構的聯係。因而我對福科等人強調權力的作法未敢苟同。我覺得這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在我眼裏，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最終是一種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麵對後現代的複雜狀況，以單純的經濟理論來解釋社會、生活、世界的巨大變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說服力，但這遠遠不夠。
第三，文化主導的終極含義是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正是從生產方式人手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深刻的剖析的。生產方式是人們取得物質資料的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其中人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的因素。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的性質由生產方式決定。傑姆遜進一步認為，文化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互為關聯的有機體，而文化又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傑姆遜不惜大量篇幅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關於生產方式的經典論述，其目的在於強調這樣的觀點：生產關係是不依賴人的意誌而轉移的關係，它是人們在生產活動中必然發生的、一定的關係。生產關係與特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對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在內的上層建築具有決定作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因此，傑姆遜意義上的文化，其終極含義不僅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方式，而且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方式的強化和擴大化。傑姆遜把馬克思的一個概念泛化為一個總體性的範疇，並使之具有了至關重要的地位。“詹姆森堅決認為，隻可能存在一種總體性，生產方式本身。”
與傑姆遜相比，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文化則另有所指。在維氏看來，文化有三層含義。
其一，文化首先是一種傳統。傳統是人們得以從過去走到現在的前提和基礎。即使一個時代結束了，一種文化因為某種原因而受到了衝擊或最終消亡了，但文化並不會隨著物質或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它的精神將永久保存下來。“我曾經說過，也許說得很對：早期的文化將變成一堆瓦礫，最後變成一堆塵土。可是精神將浮遊於塵土之上。”相對於個體來說，傳統是被給予的。個體的人從出生到死亡，傳統有如一張網，即便魚死網破也無法掙脫傳統的影響或束縛。傳統不可學習，無法選擇，它生來如此，並將永遠發揮其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作用。“傳統不是一個人可以學習的東西；傳統不是一個人隻要喜歡就能拾起的一根線；正如一個人不能選擇他自己的祖先。”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死，但卻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傳統亦然。擁有傳統是一種幸福，沒有傳統而又希望擁有傳統的人就像一個不幸的戀人，被拋棄，遭漠視，無著落，心飄零，痛徹心扉，難以訴說。在談到自己的思想時，維氏認為，自己是為不同於自己的時代的人們寫作，因為從根本上來說，維氏覺察到自己與那個時代是相異的，他相信自己播下的思想的種子，完全不同於另一種土壤裏的種子，其成長也必將不同。“如果說我的書是為一小群人（如果能夠稱之為一群）寫的，這並不意味著按照我的理解這一群人是人類的精華。不過，他們的確是我所關注的人（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較好或較壞，而是因為他們構成我的文化域，仿佛是我的同胞，其他人對我而言則是陌生的）。”應該說，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盡管他不願意這樣稱呼）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和自信，準確地說，維氏不屬於他那個時代（盡管他對當時的哲學和哲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屬於現時代。
其二，文化是家族相似的語言遊戲的整個範圍。社會中存在不同的語言遊戲，這些語言遊戲之間是家族相似的關係。那麼是什麼導致語言遊戲之不同呢？維氏認為，首先，文化趣味促使語言遊戲不同。從傳統的角度來說，是傳統促使語言遊戲有分門別類。“假定利維在繪畫上有所謂的文化趣味。這就截然不同於15世紀的所謂文化趣味。那裏玩的是截然不同的遊戲。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於當時人們所做的事情。”其次，時代促使語言遊戲不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主題，如果同一時代的藝術家有相似之處，那是因為他們有內在的聯係。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最後，環境促使語言遊戲不同。環境不僅指藝術家所生活的小環境，更指他創作之時的場景，他所生活於其巾的世界。每一個詞都與整個世界相關聯，每一個藝術家都與世界相關聯，藝術家的每一次創作都與世界相關聯，對藝術的每一次欣賞也都與世界相關聯，“某些作家曾經頗有成就，而現在已經過時，其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作品在被他們那個時代的整個環境所充實時才會發出強烈的呼聲”。所以說，藝術是屬於一定的環境的，屬於一定的世界的。
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說，維特根斯坦把文化稱為一個龐大的組織。但是，維氏的目的並不在於要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文化體係，他無意於追求文化的終極本質。與其說維氏意義上的文化是一個準確的概念，不如說是一種鬆散的聚合。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維氏認為，文化又是一個集團的規章。文化把不同的人們區分開來，在各自的文化中，人們玩著不同的遊戲。這才是維氏的本意所在。要在龐大的物體之間和遼闊的領域內移動是很容易的，但要抓住單個的事物卻很難；要建立所謂的體係是容易的，而要準確明晰地把握個別事物卻非易事。與其專注於體係的虛構，不如專心於碎片的清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來自語言用無數碎片向我們展現的那片風光之中。對我來說，要把這些碎片拚湊到一起，那是很困難的。對此，我隻能做其中一部分非常不完整的工作。”對異質和碎片的強調，強烈地顯示出維氏的後現代性。
其三，文化蘊含行為主義的濃烈色彩。這包括四個方麵。首先，藝術的產生和表現是一種行為主義的活動。從淺層次來說，藝術的創造當然毫無疑問是一種行為活動。但維氏是從另一個較深的層次來說明的。維氏認為，在藝術的創造中，人們並非如常識認為的那樣，說某某很美了，或很藝術了。而是說“對，這裏可以裁短一點”，“把門抬高一點”，“這個轉調不錯”，等等。而這是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說，對行為的描述就是我們對感覺的描述。所有其他的描述與對手勢、聲調、表情、姿態、動作等的描述相比，都更為粗糙，更難以表情達意。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維氏所說的“音樂中的情感表達（比如說）是某種手勢”。同樣，對藝術的理解也以行為為標準。如果我希望向某人轉達一個印象，那麼準確的方式是做出某種手勢。維氏舉例說，對音樂的描述必須首先描述音樂及描述對音樂的反應。“的確，在某些情況下，我把他的動作看做他的理解的標誌。”其次，“言也是行”，這是說語言、語詞也是行為、行動。一方麵，語言在開始時是一種行為，即語言最初是為了應付生活而產生的，它最初也是一種行為活動。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即語言的最初作用不是如今天一般的語符，而是人類麵對世界的一種方式，它和疼痛時摸著肚子、高興時拍拍肩膀所表達的意義一樣，所起的作用也一樣。後來，語言的功能複雜化了，但語言的行為意義仍舊保持下來。另一方麵，表達複雜化和功能多樣化的語言中仍存在“語詞是行動”的用法。維氏說：“這樣，我要說，這句話t他可要來呀！負載著我的願望。而語詞能從我們那裏掙脫出來——像一聲叫喊。但有些詞可能很難說出口來：例如用以聲明放棄什麼或者承認一種弱點的那些語詞（言也是行）。”後期維氏的語言觀可以說是功能主義的。而用以命令的語詞就具有行為主義的特性。這種語詞就是行動。再次，文化是無窮變化的。生活形式作為一個大背景，時刻處於變化發展之中。這種發展變化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最後，環境促使人們行動。人受環境和外部世界的影響，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是常識。維氏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環境和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是強製性的，“在這種環境中，人事實上將會這樣或那樣地行動”。
傑姆遜的總體性來源於馬克思，其基本邏輯預設和前提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分期理論仍然適應於當下的社會狀況。盡管曆史分期這一概念已廣受質疑，但傑姆遜依然“我行我素”地要為之爭得一席之地。傑姆遜認為，任何個別的、孤立的文化分析都離不開曆史，文化的分析歸根結底可以在而且應該在曆史中得到解釋。傑姆遜的本意就是要在後現代主義的大討論中，既自如運用後現代主義的術語，又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保持持久而穩固的聯係。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傑姆遜的總體性概念是成功的呢？傑姆遜是否已經在後現代主義思潮洶湧澎湃的風口浪尖樹立起自己的獨家大旗了呢？我們認為，傑姆遜在這一點上並不是成功的，至少不是很成功。傑姆遜自己就說：“我並不認為嚴絲合縫的綜合可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符碼間進行中介，而不是哪種符碼或哲學，比別的更強。”這絕對不是傑姆遜的謙虛，而是展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傑姆遜在試圖以一個總體性的範疇來統領其理論之時，其中的異質性東西、差異性特征等被忽視或弱化就在所難免了。傑姆遜以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綜合諸多後現代主義理論，氣勢恢弘，場麵壯觀，包含性強，有海納百川之勢，氣吞萬裏之勇。但是，總體來說，傑姆遜的理論，大氣有餘，細致不夠；吸收有餘，消化不足。因此，這種總體性的理論被打折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所著的《後現代理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傑姆遜關於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主流的宣稱，有些過於總體化，誇大了某些趨勢（例如超真實或精神分裂），其實這些趨勢也許隻是端倪初露，並不是什麼主流。像極端後現代主義者一樣，傑姆遜傾向於將某些僅適用於當代社會生活之有限領域的洞見，誇大為過於普遍的、能夠再現所有社會領域的概念，從而無法去分析每個領域的特殊性。”
與傑姆遜對總體性概念的暖昧態度和流連忘返的姿態相比，維特根斯坦在時間上和思想上早已走在了時代的前麵。因此，我們說，維特根斯坦是一位現代社會中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其思想的意義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走遠，反而在時間的長河中更加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