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形而上學相比，二者均試圖由形而上學的高空返回到粗糙的生活地麵，返回到人類實存的生活形式當中。伽達默爾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邏輯的主題化使問題的視閾局限於一種形式的經驗，並由此使世界的出現脫離原來的位置，這種世界的出現發生在我們用語言闡述過的世界經驗中。這是一項解釋學的發明，我認為這種發明與後期維特根斯坦的著作有某個會聚之處。在此，維特根斯坦為了引導所有的言語回到生活實踐的語境，而修改了《邏輯哲學論》中的唯名論偏見。”這也是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走向實踐智慧的根本之所在，二者都反射出強烈的人文關懷的色彩。但需要指出的是，維特根斯坦最終走向的是理解的語言遊戲，而伽達默爾依然回到理解的本體論，難蛻形而上學的深刻烙印。
二、語言遊戲與語言
語言遊戲是後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語言遊戲由語言和遊戲組合而成，意為語言就像遊戲一樣，它們在如下幾個方麵是“家族相似”的：沒有本質、遵循規則、動態的、相互之間家族相似、以生活形式為根本等等。
伽達默爾首先有意無意地繼承了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伽達默爾認為，語言不是作為一個主體或對象而存在，“相反，語言自身就是我們每天都在進行的解釋的遊戲”。語言每天都在遊戲，而我們每個人都處於語言遊戲當中，成為遊戲的一部分。比如下棋（與維特根斯坦所舉的例子不謀而合），我們是被卷入遊戲當中的，隻有在下棋的整個遊戲當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要走那步“很荒謬的”棋。理解首先以語言為媒介，理解首先以語言性的東西為對象，“因此最好的解釋對象就是具有語言性質的東西”。可以這樣說，理解是在語言遊戲中展開的。伽達默爾說，“當我接觸到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概念時，我就覺得這個概念是完全自然的”。語言遊戲須遵循一定的規則，這由語言的公共性所決定，否則將產生所謂的私人語言。伽達默爾說：“遊戲的真正經驗也隻是存在於如下事實，即遵守自己規則的因素在遊戲中獲得了優先地位。”規則是公共的，正如語言是公共的，不能“私人地”遵循規則，私人地遵循規則意味著根本沒有遵循規則，意味著根本不能談論遵循規則。有趣的是，伽達默爾也反對私人語言的存在，“一個說著無人能理解的私人語言的人根本不能算說話”（《哲學解釋學》第86頁）。這與語言的公共性有關。
按照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觀點，語言是人的創造，是人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勞動使語言的產生有了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人類的出現意味著社會的出現，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人類的社會性使語言的產生有了必然性，原始人類社會自然條件惡劣，生產力低下，人類為了生存生活，必須群居在一起，共同勞動，這樣，為了交際交流，人類就到了“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語言的產生有了必要性。類人猿從樹上下到地麵，逐漸學會直立行走，解放了上肢、喉頭、口腔和肺部，使人類能發出比較自然的音，另一方麵，飲食條件的改善（熟食）促使人腦的發育，思維慢慢完善，頭腦中具備了一定的義素，這樣，語言的產生有了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觀從發生學的角度較好地論證了人類語言的產生。但是，從人類與語言的關係看，其複雜程度遠甚於此。
伽達默爾承續海德格爾對此在的分析，從本體論的角度論證語言與人類世界的關係。語言的公共性不僅表現在某種語言為該社會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而且還表現在語言是我們全部的世界經驗。“人類對世界的一切認識都是靠語言媒介的。第一次的世界定向是在學習講話中完成的。但是還不僅如此，我們的在世存在的語言性最終是表達全部經驗範圍。”語言不是如語詞、話語一般的存在，也不是概念、觀點的一種存在，不是我們可作為客體把握的對象，毋寧說，一切曆史、解釋、流傳物，甚至人的存在都是以語言為媒介的，“不僅曆史的間距通過語言性架起了溝通的橋梁，而且在一切特殊的曆史意識之前，也是這樣一種媒介在起作用。它不僅主宰著曆史解釋的進行方式，而且正是這樣一種形式：向來都是在這種形式中，過去、既往之事才得以流傳下來。這恰好就構成了語言性現象的中心地位”。“不僅世界之所以隻是世界，是因為它要用語言表達出來——語言具有其根本此在也隻是在於，世界在語言中得到表達。語言的原始人類性同時也意味著人類在世存在的原始語言性。”理解和解釋在遊戲的這種語言性中展開，因此，伽達默爾意義上的遊戲已然不是維特根斯坦意義上人類活動的遊戲。“遊戲並不僅僅是一個對象，相反，遊戲對於那些一道玩遊戲的人來說，具有一種存在。”或許，在維特根斯坦那裏還能作出主體與遊戲的區分，如今，遊戲已化為主體的本質存在，遊戲即存在。而這正是伽達默爾在維特根斯坦基礎上的發展。遊戲不是遊戲者的遊戲，遊戲的主體不是遊戲者，遊戲的主體是遊戲本身，“遊戲根本不能理解為一種人的活動。對於語言來說，遊戲的真正主體顯然不是那個除其他活動外也進行遊戲的東西的主體性，而是遊戲本身”。遊戲不是作為對象而存在，不是作為主體的人的一種活動，遊戲本身具有強烈的魅力，把遊戲者卷入其中，“一切遊戲活動都是一種被遊戲過程”。遊戲的意義就是自我表現，它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活動方式。而遊戲的媒介即是語言，所以，伽達默爾說，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
因此，盡管伽達默爾一再聲稱“我在30年代關於遊戲概念的想法同後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我們應該看到，伽達默爾已經將後期維特根斯坦的遊戲概念上升為一個本體論概念，正如他把理解和語言上升為一個本體論概念一樣。正如他所言：“這裏理解不再是他人背後的人類思想行為，而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激動。”理解不屬於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語言不是主體可把握的對象，而是主體自身存在方式。《哲學解釋學》的編者看到了“維特根斯坦關於語言遊戲的思想在某些方麵與伽達默爾自己的偏見結構概念相似”，而他所認為的維特根斯坦對於語言遊戲作了“單子式處理”和生活形式的“視閾是封閉的”觀點我們是不敢苟同的，其原因從維特根斯坦語言遊戲的家族相似及上述維特根斯坦對曆史、傳統的態度可以見出。如果說，語言與生活形式之本質聯係在維特根斯坦這裏尚未明朗化的話，那麼，在伽達默爾手中語言則已明朗化了，而且被本體化了，而此正是維特根斯坦所力避的，恐怕這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尷尬，因為他或許不想在搗毀形而上學的偶像之後，又祭起語言的聖壇。
三、走向實踐智慧
伽達默爾從前期的理論解釋學走向晚期的實踐解釋學，自有其轉變的邏輯。我們認為，伽達默爾複興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更多地出於人文主義的思考，即為精神科學尋找到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視閾和應用範圍，反對自然科學的理性對精神科學領地的強行侵入，重新樹立精神科學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後期維特根斯坦與伽達默爾顯示出最顯著的融會態勢。
自笛卡爾以來，尤其是20世紀，哲學界、思想界理性主義思潮泛濫。理性成了檢驗一切學科之價值的唯一標準，把任何事物對象化，認為隻要把事物置於理性的麵前，利用自然科學的仔細觀察、嚴密分析、合理推論的方法，就可以得出關於該事物的絕對客觀的知識。對事物的這種自然科學式的研究可以完全排除主體的因素，從而把事物徹底對象化為一個與主體絕緣的客體，如此所獲得知識的客觀性即可得到保證。而且，利用自然科學方法以獲取知識隻是手段，其最終目的在於運用知識去進行生產.製造產品，創造價值，一如對自然科學技術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