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見李女士站起身來，謙虛而嫻雅地給觀眾們鞠個躬，說：“感謝各位對我的高看。其實，我的名字沒有那麼多的講究。我是河北柏鄉人，在我們老家那裏，女孩小名都帶個‘小’字。我出生之後，奶奶抱起來看看，說：‘長得很素氣，就叫小素子吧！’我奶奶一個大字不識，她哪裏懂得那麼多學問！”
一番話，鬧得全場嘩然，接下來是熱烈的掌聲。而最感難堪的，倒是那幾位“考據家”和“名師”。
此癖非獨今日有，遙遙古步已先行。
陶淵明有一篇文章，叫《與子儼等疏》，子儼是他的長子，下麵還有四個弟弟。疏是一種文體，通常用於訓誡、告諭或者說明情況。錢鍾書先生引述這篇文章中的一句話：“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說明由於被人過度穿鑿、隨意闡解，結果，不僅背離了原意，而且鬧出了笑話。這句話本意是說，他的幾個兒子雖然不是同時出生，但要團結友愛，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是同胞骨肉呢！不料，後世的學究們卻穿鑿附會，猜測陶淵明有妻有妾，或者說他的妻子死後又續娶了一房，或者說他有兩個孿生的兒子。這樣將無做有，節外生枝，豈不可笑！
三
從上述幾則事例中，引出了一個道理：凡事，應該順應自然，不宜穿鑿過度，無限吹求。在人們的心目中，過於簡單的事物，或者一看就懂的事，體現不出來高深的學問；因而習慣於把本來十分簡單的問題特意複雜化，於是，層層追索，步步深挖，最後竟然鬧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聞。
近日，看到刊載於《新華日報》的賈夢雨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了中小學考試中常見的“過度解讀”問題：
“過度解讀”往往意味著鑽牛角尖，一些考題拚命“臆想”文章背後的微言大義，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裏的地步。比如說，一個考題中，作者寫自己“抓耳撓腮”，題目要求學生“寫出作者當時的五個心理活動”。還有一道考題開篇引述了一句詩：“花開的聲音”，要求學生指出其中“常識性錯誤在哪裏”。翻開現在的各類中小學語文試題，這樣的考題層出不窮。一位學生家長說，他上小學的孩子，經常拿這些考題向自己請教，讓自己很“無助”，很“無語”。其實，這些微言大義，往往帶有出題者自己的局限、偏見乃至錯誤，不但與作者無關，更與文本無關，尤其是一些文學性表達，完全變成“分數點”後，人文意境和審美意義已被忽略了。很顯然，“過度解讀”割裂了文章意蘊，傷害了文化審美；牽強附會的解讀，沒有把學生的思想和審美引向深入，反而讓學生陷入了機械化與枯燥化之中，文字與語言的美感消失了，在為難學生的同時，也讓語文教學走向了歧途。
過度解讀、過度索解、過度闡釋，也會影響到學生的思維習慣。一次，老師給學生出題：“一個人麵向東，一個人麵向西，他們中間至少要放幾麵鏡子才能相互看到對方的臉？”學生聽了，認真進行思考，又反複演練、測算。於是，有的學生答說：兩麵；有的答說，至少要四麵。最後，老師亮出了答案：根本用不著鏡子，一麵也不需要。是呀，兩個人，一人向東，一人向西，不正好是麵對麵嗎？還用什麼鏡子！學生說，沒想到，老師會出這麼簡單的題。
走筆至此，我又想起了過去的一則趣聞：一九四五年，著名漫畫家廖冰兄的漫畫《貓國春秋》在重慶展出，郭沫若先生應邀參加首展剪彩儀式。郭沫若問廖冰兄：“你的名字為什麼取得這麼古怪，要自稱為兄呢？”版畫家王琦代為解釋：“他有個妹妹名字叫冰，兄妹二人相依為命，所以他就取名為冰兄。”郭沫若聽了哈哈大笑，說：“噢，我明白了，鬱達夫的妻子一定叫鬱達；邵力子的父親一定叫邵力。”引得在座賓客捧腹大笑。
其實，鬱達夫也好，邵力子也好，郭沫若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不會不知道他們的親情、家世。他這樣說，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
凡事都有個“度”，度是一定的質所能容納的量的活動範圍的最高與最低界限。生活常識也好，生存智慧也好，無不告訴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必須掌握適度的原則，也就是把握好分寸。辛棄疾詞中“物無美惡，過則為災”一語，有深意存焉。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