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財產名譽，固當貴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財產名譽。妨害他人者，即軼出於法律之外者也。
《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高小共六冊，從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難、清潔、職業、戒貪、自省、節用到自由、平和、人道、寬容、博愛、人權、人格等，《人權》一課很可能是首次在小學課本中如此簡明扼要地提出這個觀念：
人權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損者也。析而言之，有對於公眾之權，有屬於個人之權。
組織社會，參與政治，選舉議員，舉吾學識之所及，皆得發布於外，以求有益於人類。此人權之對於公眾者。
信教自由，營業自由，生命自由，財產自由，意誌所在，即權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幹涉。此人權之屬於個人者。
商務印書館的這套《共和國教科書》出齊共65冊（包括中小學），總共發行了七八千萬冊，對那個時代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中華書局推出的《新製中華國文教科書》，也有《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記》《國體之別》《政體之別》《共和國民之自治》《共和國民之責任》《共和政治》等課文。這些課本傳遞的價值是一致的，都是以造就共和國民為目標。
袁世凱稱帝前，對這些小學教科書表現出的不滿，恰恰證明了其影響和代表的方向。在1915年冬天，當局曾下令修改教科書，刪除《自由》《平等》等課文。商務印書館將“共和國教科書”更名為“普通教科書”，就是因“共和國”犯禁。主事的張元濟在與朋友、同事的通信或日記裏，曾為此發愁，所幸袁氏稱帝迅速失敗，民營出版業主導教科書的時代得以繼續。
二
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代理部務的次長傅嶽棻簽發12號訓令，同意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關於推廣國語，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二者一致的建議，令各省教育廳京師學務處，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自當年7月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不單國語，也不止一二年級，所有年級都采用語體文，還加上了新式標點，生字加注音字母。其他各科也是。1919年，還在教育部發出這個訓令之前，商務印書館就已著手在編“新體國語教科書”，也就是說，當輿論還在為白話、文言爭得不可開交時，這家占有中國最大的教科書市場的出版機構，已在悄悄準備白話的教科書了。“國文”改成“國語”，隻是語言表述形式的變化，更值得關心的仍然是這些課本要傳遞給小學生什麼樣的價值觀。那是個上層政局不穩、政潮湧動、派係角逐、主義紛紜的時代，然而就在一片亂哄哄當中，卻為那一代投身出版和教育的知識人留出了一個空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埋頭編撰超越政爭的教科書。他們的努力似乎無關於時時風雲變幻的政局，而指向更長遠的將來，他們意在為一個尚未存在的新社會造就新民，不汲汲於眼前所見的。他們認識到自己承擔的責任之重，絲毫也不敢大意。
1921年9月21日，美國教育家、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孟羅訪問中國，張元濟和英文部主任鄺富灼前往北京飯店拜訪，說中國的教育改革已有20年，沒有成效。“今世界大勢變更，我國教育未上軌，不能不急圖改良。本館教科書約有七成供全國學生之用，自覺責任甚重，愈覺兢兢。”
他們之所以用心編教科書，正是要開啟民智，這一用意自晚清以來就沒有變過。這一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以初小第八冊為例，有《人民的權利義務》《公共的念頭》《地方自治》《公民、公權》《選舉》《三權》《學生自治》《國民外交》等課文，啟蒙意識很濃，但是趣味性不夠。到1923年出版的《新學製國語教科書》就充分考慮兒童的接受能力，貼近他們的生活和心理。從第一冊第一課“狗，大狗，小狗”開始，到處都是“狐狸想吃肉”“狐狸怕狗”“螞蟻搬米”“貓的寶貝”“喜鵲與烏鴉”這樣的課文，被有些人譏為“貓狗教育”。實際上，許多還是充滿寓意的。比如《公雞的臉紅了》：
公雞知道鴿子出去了，到鴿籠裏去吃米，鴿子從外麵回來，看見公雞在他的籠裏，忙問他說：“你在這裏做什麼？”公雞給米梗住了喉嚨，說不出什麼；心裏一急，臉就變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