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北京會試有一道關於“遊學”的題目：“泰西最重遊學。斯密氏為英大儒，所論遊學之損，亦最摯切。應如何固其質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無損策。”
遊學就是留學的意思，斯密氏就是英國經濟學家、《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當時嚴複譯出這本書（《原富》）不久，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讀過，連斯密氏是誰都不知道。要他們讀了亞當·斯密所論關於留學的好處與壞處，提出關於留學的看法來，這樣的題目跨出了傳統人文教育的範圍。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人類的心靈隨著時間的變化，要不斷應付這個變化。
以人為起點的新式教育
光靠原來的人文教育已沒有辦法應對世界上新的變化，這是新式教育出現的大背景。1903年，京師大學堂已經創立，北洋大學堂已經創立，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學堂已經創立，課堂上開始學英文了，開始睜開眼看世界了。科舉就是在這樣的大勢下於1905年被廢除的。
新式教育是在1902年以後逐漸普及的。科舉的廢除是因為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1881年出生的魯迅一進“三味書屋”，就要搖頭晃腦地背誦“秩秩斯幹，幽幽南山”。而新式教育一開始是很簡單的，以1912年《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初小第一冊第一課為例，就是一個“人”字，根本與我們傳統的人文教育不同，不是一上來就背誦經典，越深越好。
相對而言，從晚清到民國，科舉時代到新式教育還算是銜接得不錯。許多教科書的編者充分考慮到了孩子的心理。課文往往都是從孩子出發的。不僅從孩子出發，而且還保留了中國良好的人文教育傳統，加入了科學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內容，變成了比較健全的近代教育。我並不想說民國教育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但無疑是最健康的教育。它至少涵蓋了人文教育、科學教育和公民教育。
人就是民國教育的起點，同樣是《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三冊第一課，繼續強調人。上學就是要認識人、成為人。這篇課文的題目叫《讀書》：
學生入校。先生曰：汝來何事？學生曰：奉父母之命，來此讀書。先生曰：善。人不讀書不能成人。
這些話擲地有聲。如果說一年級第一課的“人”是家庭中的人，是在長幼次序當中的人。這裏強調的人則是文明社會的人，經過教育成為人。另外國語教科書上有一篇課文也叫《讀書》：“飛禽走獸，饑知食，渴知飲，又能營巢穴為休息之所。其奇異者，能為人言。惟不知書，故終不如人。人不讀書，則與禽獸何異？”兩篇課文強調的重點是一致的，就是要通過接受教育成為文明的人。可以說，這些課文都是圍繞著人來展開的。在《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初小第二冊，有一篇課文：“竹幾上 有針 有線 有尺 有剪刀 我母親坐幾前 取針穿線 為我縫衣”。幹淨樸素，沒有廢話，沒有形容詞，卻十分生動、傳神，讓人想起孟郊的《遊子吟》。樸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看了這些課文就知道什麼是好文章。
在時間中有些東西會消亡，有些東西在退化。人類並不是直線前行，也許科技文明、技術層麵是在進步的，但是看語言、看教育等都未必。
《新學製國語教科書》小學第四冊，孩子們可以讀到一篇關於四季早晨的課文《什麼時候好？》（原文見《教育就是與美相遇》），這是1923年的版本，太美了，太棒了，用這樣的方式讓人認識自然、認識世界，因為教育最終就是要孩子認識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通過接受教育，一步一步地拓展出一個更大的世界。這樣的課文常常可以遇到。
在《新學製國語教科書》小學第八冊，有一篇《沒字的保薦書》（原文見《小學課本中傳遞的價值》），這是幹幹淨淨的白話文，又是在尋常中出彩的故事，會給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民國誕生之初，小學課本中就出現了大量有關共和政體的課文。商務印書館1912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高小第一冊有《共和政體》一文：
考共和國之原則，全國人民，俱有與聞政事之權利。惟國中事業至繁，不能人盡與政。故必選舉議員，以組織國會。選舉總統，以組織政府。議員與總統，既由國民選舉，委托以全國之政權。凡屬國民皆有服從之義務，而議員若總統尤當念責任之重大，施政方針一以民意為斷。治人者，治於人者，各盡其道，則國家未有不昌者也。
用簡明的文言把共和政體的原則講得非常清晰。1917年出現了教育部審定的第一種公民課本《公民須知》。再過五年公民教科書也問世了，對公民之權利、義務的闡述都十分明白，比如什麼叫自由，講得清清楚楚。簡而言之，那個時代的教育就是要讓一個人成為人。
葉聖陶之問
1919年，葉聖陶還是蘇州甪直古鎮上的一個小學老師，他一生事業的起點就是那所學校，他在《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一文中提出：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發榮滋長的可能性，在一粒種子的時候早已具備了。……如今把植物比作小學生，小學教師便是個種植家。
小學教育是為著小學生的，小學教師是栽培小學生的，我們究竟希望小學生達到怎樣的地步呢？
教育就是播種，到底要把學生培植成怎樣的人？我把這一問稱為“葉聖陶之問”，私見以為，此問要比“錢學森之問”重要多了。錢學森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即是“錢學森之問”。其實教育能不能為一個民族提供“傑出的人才”，可能也沒太大關係。相比之下，我覺得葉聖陶之問更為關鍵，是教育到底要培養出怎樣的學生。民國教科書的許多課文都在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