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在西南聯大的講學時光，大抵是他最自由的時候，他的義氣和才氣，也是在那段歲月裏得以風發。他還在西南聯大講過李義山的詩文和時事政要，每當有這些內容，也必然會看到吳宓的身影。
1940年5月16日傍晚，吳宓又陪劉文典講學，這次內容有了些改變，他講的是《日本侵略中國之思想背景》。劉文典憑借在日留學多年的親身經曆，以及自身對日本多年的關注與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貫的軍國主義立場。演講一出，聽眾甚多，這也讓吳宓重新認識了熱血灌身的劉文典。
傑出之人往往不會永遠歎服他人，因同為俊傑，總有各自高見之時。劉文典與吳宓亦然，談及二人，必須要提到一部亙古名書——《紅樓夢》。
1940年到1942年間，西南聯大熱鬧一時的“紅樓熱”，讓這兩位教授齊名於“公認的紅學專家”這一美稱。其實，這兩位跟這代表中國古代藝術小說最高成就的“一把辛酸淚”都頗有淵源。
吳宓經常把自己比作《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甚至一向儒雅的他，曾認為“餐館之名”玷汙了林黛玉而怒砸碗碟並強令其改名，可見其對紅樓的青睞。吳宓一生有諸多時光都獻給了《紅樓夢》這部巨著，除了在國內對《紅樓夢》孜孜不倦地研究，他還將這部書帶向了世界。
1920年時，吳宓在哈佛大學發表了《紅樓夢新談》（《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向世界推薦了這部作品，此後國外才有了《紅樓夢》。在此之後，他又用中、英文發表有關紅樓的論文——《石頭記評讚》《紅樓夢之文學評價》《紅樓夢與世界文學》《紅樓夢之人物典型》。
是時，國人之中也有許多研究《紅樓夢》、醉心《紅樓夢》之人，但鮮有人能將這部中國名著介紹給世界，吳宓做到了，這也就讓他在紅樓的研究上更上一層樓。
當然，劉文典對《紅樓夢》的研究亦早已名聲大起。他更是早在1922年之前就對此作傾心不已，他關於《紅樓夢》的不少見解，也受到很多大家的認同。
同樣如此癡迷於《紅樓夢》，才有了在各自講台上唱起了“對角戲”的一幕。這也是曆史上一段頗為有趣的文人故事。
吳宓因為豐富的遊學經曆，對《紅樓夢》的詮釋充滿了西方文學理論的味道，與他不同的是，在學術上一向“狂上天”的劉文典，則采取了寓言似的講解模式，中規中矩地講解起了《紅樓夢》。任誰都能看得出來，在關於《紅樓夢》這一方麵，劉文典是不同意吳宓的觀點的。
劉文典在演講中曾提道：“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那時，慕名而來的聽眾摩肩接踵，由於聽眾太多，校方沒有辦法，隻能讓劉文典更換場地，由此，計劃中的文林教室，變成了室外小廣場。當時天已經蒙黑了，光影裏的劉文典陷在長衫裏，更顯消瘦。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的講學時光，大抵是他最自由的時候，他的義氣和才氣，也是在那段歲月裏得以風發。他還在西南聯大講過李義山的詩文和時事政要，每當有這些內容，也必然會看到吳宓的身影。
1940年5月16日傍晚，吳宓又陪劉文典講學，這次內容有了些改變，他講的是《日本侵略中國之思想背景》。劉文典憑借在日留學多年的親身經曆，以及自身對日本多年的關注與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貫的軍國主義立場。演講一出，聽眾甚多，這也讓吳宓重新認識了熱血灌身的劉文典。
傑出之人往往不會永遠歎服他人，因同為俊傑，總有各自高見之時。劉文典與吳宓亦然，談及二人，必須要提到一部亙古名書——《紅樓夢》。
1940年到1942年間，西南聯大熱鬧一時的“紅樓熱”，讓這兩位教授齊名於“公認的紅學專家”這一美稱。其實，這兩位跟這代表中國古代藝術小說最高成就的“一把辛酸淚”都頗有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