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斯諾秘密進入陝北蘇區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給參加長征的部隊發函，指出“現在有很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
通知發出後，短短兩個月內，紅軍總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約200篇作品，共計50多萬字。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最終選擇了100篇，於1937年2月裝訂成冊，定名為《二萬五千裏》。
此時，長征剛剛勝利結束，途中所經之事，親曆者均記憶如昨。這些在槍林彈雨中學會寫字作文的紅軍將士，用質樸的文字記錄下他們所經曆的偉大征程，成為後人研究長征曆史的核心史料。
這部書稿在當時的抗日軍政大學成了最好的教材，許多紅軍將士爭先借閱一睹為快。但由於抗日戰爭正處於緊張階段，編輯人員奔赴前線，《二萬五千裏》沒能很快印刷出版，直到1942年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才在延安排版印刷，並改名為《紅軍長征記》。但它不是公開出版的書籍，而是作為總政治部的內部資料發給有關單位和個人。
革命戰爭年代的長征紀念活動，盡管形式和內容相對單一，但是給後人研究長征、宣傳長征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長征意義作出了最權威的概括：“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長征一完結，新局麵就開始。”
第二個10年：發起大規模征文活動
光榮傳統成為思想教育生動教材
新中國成立以後，長征紀念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逐漸豐富起來：遵義會議紀念館、瑞金革命紀念館相繼建成，還發行了《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二十周年》紀念郵票。但當時對長征的紀念仍然沒有突破“文字紀念”的模式，沒有形成全黨集中紀念的特點。
這一時期，更廣泛地引發人們回憶長征的，是一次大規模的征文活動。1956年7月31日，解放軍報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征文消息：“總政治部最近向全軍和全國人民發起‘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以便彙編一部反映我軍三十年鬥爭曆史的軍事紀實性質的特寫散文集，在1957年7月出版，紀念我軍建軍三十周年。”隨後又連續刊發了對征文工作的跟蹤報道，對稿件寫作進行具體指導。總政治部還專門召開了全軍征文工作會議，要求“人人拿起筆來”，“不僅要把曆史記載下來，還要使我們的軍隊和全國人民、特別是現在的青年和後代學習它，繼承和發揚我們軍隊的光榮傳統。”
1936年6月，斯諾秘密進入陝北蘇區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給參加長征的部隊發函，指出“現在有很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
通知發出後，短短兩個月內，紅軍總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約200篇作品，共計50多萬字。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最終選擇了100篇，於1937年2月裝訂成冊，定名為《二萬五千裏》。
此時，長征剛剛勝利結束，途中所經之事，親曆者均記憶如昨。這些在槍林彈雨中學會寫字作文的紅軍將士，用質樸的文字記錄下他們所經曆的偉大征程，成為後人研究長征曆史的核心史料。
這部書稿在當時的抗日軍政大學成了最好的教材，許多紅軍將士爭先借閱一睹為快。但由於抗日戰爭正處於緊張階段，編輯人員奔赴前線，《二萬五千裏》沒能很快印刷出版，直到1942年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才在延安排版印刷，並改名為《紅軍長征記》。但它不是公開出版的書籍，而是作為總政治部的內部資料發給有關單位和個人。
革命戰爭年代的長征紀念活動，盡管形式和內容相對單一，但是給後人研究長征、宣傳長征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長征意義作出了最權威的概括：“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長征一完結，新局麵就開始。”
第二個10年：發起大規模征文活動
光榮傳統成為思想教育生動教材
新中國成立以後，長征紀念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逐漸豐富起來：遵義會議紀念館、瑞金革命紀念館相繼建成，還發行了《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二十周年》紀念郵票。但當時對長征的紀念仍然沒有突破“文字紀念”的模式，沒有形成全黨集中紀念的特點。
這一時期，更廣泛地引發人們回憶長征的，是一次大規模的征文活動。1956年7月31日，解放軍報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征文消息：“總政治部最近向全軍和全國人民發起‘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以便彙編一部反映我軍三十年鬥爭曆史的軍事紀實性質的特寫散文集，在1957年7月出版，紀念我軍建軍三十周年。”隨後又連續刊發了對征文工作的跟蹤報道，對稿件寫作進行具體指導。總政治部還專門召開了全軍征文工作會議，要求“人人拿起筆來”，“不僅要把曆史記載下來，還要使我們的軍隊和全國人民、特別是現在的青年和後代學習它，繼承和發揚我們軍隊的光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