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拜訪了熊秉坤先生的兒子、八十高齡百發蒼蒼的熊輝先生。當他得知我忝列武漢作協簽約作家的時候，他的眼神、他的激動、他的熱情，都讓我看到了一個武昌起義親曆者後代對用文學作品反映那段曆史的期待。他留我吃了午飯，又引領我重走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營舊址，帶著我平生第一次登上起義門。在他眼裏，作家是沒有性別的，也沒有專業和業餘的區別。這份信任和期待，讓我隻能硬著頭皮，一意孤行，堅持到底。
熊輝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寫作。他給我看他父親的照片，講他父親的軼聞趣事，甚至將袁世凱送他父親的玉扳指拿出來讓我開眼，又介紹我認識了炮八標劉裕海的孫子也是“武漢通”劉謙定先生，認識了武漢市社科院的老院長皮明庥先生，還把他所認識的數十名武昌起義親曆者後裔的電話號碼抄與我，熱情引薦我拜訪德高望重的曆史學家馮天瑜先生和章開沅先生。
我曾孤身去伏虎山瞻仰武昌首義烈士墓，遇到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們幾乎天天在劉靜庵先生的墓前鍛煉身體。問他們這墓裏人是怎麼犧牲的，他們不知道。我把這些烈士的故事講給他們聽，他們又肅然起敬。武昌起義九十九周年的那天，細雨低泣，我隻身去武漢造船廠原湖廣總督署彭劉楊烈士就義處敬獻花環。問門口賣花的大嫂，這彭劉楊是哪幾個人，他們怎麼死的，為何有條彭劉楊路？她都搖頭不知。我去尋找花園山下的高家巷，說曾有個叫劉靜庵的人在這裏組織過日知會。走到巷子的眼皮底下，那些人還不知道他們身邊那個破舊的平房正是日知會舊址。
百年前那些生龍活虎的誌士仁人就是在這些地方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他們的聲音和模樣、熱血和激情、智慧和膽識，充盈著我的大腦、耳鼓，讓我撫摸那些風化朽蝕的磚牆都禁不住顫抖。坐在巍峨屹立的城樓和鬱鬱蔥蔥的蛇山上，手扶著微微發燙的山炮鐵管，凝望他們曾經攻打的湖廣總督署，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幾乎每個節假日，我都結伴走訪武昌起義舊址。朋友笑我當了義務導遊。他們省心，我也開心。我幾乎走遍了起義門、俄租界寶善裏、胭脂巷、花園山、曇華林、仁濟醫院、卓刀泉、青龍巷等大量舊址。這些寶貴的史料都成為我小說的源頭活水。
我想我之抉擇，是我與這座城市注定的親緣。有時候，當我徘徊在這座古老與繁華並存的城市中，很多的衝動都如江漢彙流，大潮湧動。很多的訴說都似九泉有知，心息相通。我也毫不懷疑，因為我與這些英雄們共同經曆了那段光榮艱難的歲月，而相互間有了親人般的信任和關照。即使我們陰陽兩隔，我也能感知他們對我的嗬護。為找尋一個舊址，我要問無數的人，費無數的口舌，我仍心甘情願，興奮雀躍。那些被今人忽略或改造的尋常巷陌，那些留下英雄足跡的蒼山舊水、殘垣斷壁，都悄然隱匿在滾滾紅塵裏，我仍憑藉一顆虔誠的心與他們驚喜相逢。我知道他們也有笑迎遊子返故鄉的親切和慰藉。喧囂與漠視，繁華與虛榮，都不能給我純真的心帶來一星半點兒的幹擾和傷害。因為我是屬於這裏的，是屬於他們的，是屬於百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壯舉的。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撐，我常常情不自已，奇思迭出。特別是一些不打招呼的文學虛構，竟與曆史真實呈天然的巧合，達到無縫鏈接。有時，我都免不了莫名驚詫。我想，這或許就是我與這片土地、這座城市天然的血緣親情。
每次走訪，都使我的心更緊地貼近這片英雄的土地，更加迫不及待地投入創作。我懷揣一顆頂禮膜拜的心，試圖循著英烈們的足跡，還原曆史。讓他們的英靈在我的小說裏重生。我覺得我的寫作一定要喚起這個城市不能忘卻的記憶。
武漢作者寫武昌起義責無旁貸，也是近水樓台，得天獨厚。為了借閱方便，我在省圖書館辦了四張借書卡。通過借閱、購買、網絡查尋、走訪等多途徑，收集了大量曆史文獻和一手素材。如：熊秉坤（《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殷子衡（《獄中記》）、李西屏（《武昌起義紀事》）、黃元吉（《辛亥武昌首義真相》）、李白貞（《我所參加的辛亥革命工作》）、潘公複（《辛亥革命中的共進會》）、張文鼎（《炮八標起義經過與漢口戰役》）、潘康時（《潘怡如自傳》）等一批革命黨人撰寫的《辛亥首義回憶錄》（共四輯），參考了賀覺非、馮天瑜先生的《辛亥武昌首義史》和徐凱希、田希富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國列強與近代湖北社會》、華夏出版社出版（易傑雄主編、高九江著）的《啟蒙推動下的歐洲文明》、皮明庥先生主編的《漢口五百年》，以及武漢地方誌、武昌起義人物傳等大量寶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