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昏無人說：“你這是有心要射的射法，不是無心要射的射法。我試著和你一同登上高山，站在險石上，身臨百丈深淵，看你能不能射。”於是無人就登上高山，站在險石上，身臨百丈深淵，背對深淵向後退著走，腳有二分懸在外麵，邀請列禦寇上前；列禦寇害怕得趴在地上，大汗直流到腳跟。於是伯昏無人說：“至人，上麵可以窺探青天，下麵可以測量黃泉，任意遨遊四麵八方，神色不變。現在你驚慌目眩，對於射中目標是無能為力了。”(《田子方》)這個故事中，列禦寇與伯昏無人的區別，正是“工於射者”和“神於射者”的區別，二人精神境界不同，表現在射技境界上也大相徑庭。列禦寇表演射技是為了博得稱讚，臨危驚慌是因為懼怕死亡，心中存有死生得失之患，所以就難以達到最高的射境。這說明，無論具有怎樣高超的技巧，如果沒有高超的思想境界，技巧也就無法施展。當然，隻有高超的思想境界而缺之高超的技巧，也不能創造出奇妙的意境。文學創作也是如此。由於莊子具有自覺的宇宙意識(這是當時理性思索的最高成果之一)、物化意識，能夠超越時空局限，擺脫死生束縛，齊一萬物，所以才能創造出眾多的奇幻莫測的寓言作品，具有“一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
莊子寓言擅長進行生動形象的敘述、描繪，編造離奇荒誕的故事情節，更善於進行畫龍點睛式的寓意揭示。前者著意畫龍，為點睛做好鋪墊，製造氣氛；後者點睛，為前者賦以靈魂，提高境界，二者有機結合，便創造出一幅幅引人入勝、促人深思的完美意境。如《任公子釣魚》：任公子做了個黑色粗繩和大鉤，用12條牛做釣餌，蹲在會稽山頂，把釣竿投到東海，天天在那裏釣，整年都沒有釣到魚。忽然有條大魚來吞食釣餌，牽動大鉤沉下水去，翻騰而振鰭，掀起的白浪像山一樣高，海水震蕩，聲音如同鬼叫神嚎，千裏之外都感到震驚。任公子釣到這條大魚，把它剖開曬成肉幹，從浙江以東到蒼梧山以北，人們沒有不飽嚐這魚肉的。
而後衡量人才，善於諷說的人，都驚訝地互相傳說這個故事。那些拿著小竿小繩到小河溝，守著一些小魚垂釣的人，要想釣到大魚是很難的。那些粉飾淺識鄙語來求大名的人，要想飛黃騰達，也就差得太遠了。
所以不知任公子風範的人，他們要想參與經理世事，也就相離太遠了。(《外物》)這篇作品意在說明：要想取得驚人的成功，必須具有超人的氣概，用大工夫，花大力氣，而一般淺薄的急功近利之徒是不可能做到的。道理並不深奧，但作者舍棄了一般說理的方式，在寫作中卻首先站在小宇宙的角度，極盡誇張之能事，為讀者描繪出一幅任公子釣大魚的驚心動魄的場麵，造成闊大的意境，以便驚醒世人。因為越是平常易懂的道理，就越是被人忽視；所以作者是有意追求驚世駭俗的藝術效果，引起讀者的高度重視，在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如：莊子送葬，經過惠子的墳墓。莊子回過頭來對隨從的人說：“從前郢都有個泥工，鼻子上沾了一點白灰，薄薄的一層，像蒼蠅翅膀一樣。他讓一位名叫石的匠人替他把白灰砍掉。匠人掄起斧子，生起一陣風；郢人任他砍去，結果把白灰削得幹幹淨淨，鼻子卻一點也沒傷著，郢人站在那裏，麵色不變。宋元君聽到這件事，便把匠人石召來，對他說：‘試著為我砍一下。’匠人說：‘我曾經是能砍的，但是敢讓我砍的人死去很久了。’
自從惠子死後，沒有誰可以作為我的辯論對手了，我沒有可以同他談論的人了啊!”(《徐無鬼》)這個故事旨在告訴人們諍友之不易得，但作者卻為此創作了石匠運斤成風的寓言來體現這個道理，竟然讓匠人用斧頭來削鼻子上的白灰，真是異想天開，奇特驚人，無比生動；並且把它放在莊子送葬的特定環境中來敘述，最後又發出充滿深情的感歎，使寓言本身具有更加深沉的意境，令讀者不禁為之傷感，其巨大的藝術感染力簡直無法抗拒。這裏麵蘊藏著作者豐富的人生經驗，極易引起讀者共鳴，啟迪讀者的幽思，意味無窮。像此類意境高妙的寓言，《莊子》中不在少數。由此可見，奇特的想象與奇妙的意境高度和諧，是《莊子》寓言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的一個源泉。第三，真摯強烈的感情與自然瑰麗的語言高度統一。莊子雖然主張對世事冷漠，標榜“哀樂不人於心”，但並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實際上，他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的人。這一點，古人早已注意到，如明代文學家楊慎說：“《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莊子闕誤》)清代陳忱稱《莊子》是一部“怒書”(《水滸後傳原序》)胡文英也說：“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感慨無端。”(《莊子獨見》)不過，他們的著眼點都集中在莊子對社會的批判方麵。誠然，在這方麵，莊子的感情表現得是相當充分、激烈的。隻要是讀過《莊子》的人，對這一點都會有深刻的感受。由於莊子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帶有徹底否定的性質，因而他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就特別深刻，抨擊就特別猛烈，感情就特別憤恨，有時簡直近乎破口大罵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胠篋》)，“無恥的人反而富有，善於誇言的人反而顯貴”(《盜蹠》)。借蹠之口怒斥孔子：“你編造謊言，假托文武，戴著樹枝般的帽子，係著死牛皮的腰帶，絮絮叨叨胡說八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搬弄是非，來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天下的讀書人不能返回根本，假托孝悌之名來僥幸求得封侯富貴。
你罪大惡極，趕快滾開!不然，我就要把你的肝來做今天的飯菜了!”像莊子對統治者如此咬牙切齒的痛恨，在諸子文章中是絕無僅有的。憤恨的感情發展到極點，就會走向冷漠。所以莊子對現實的冷漠正是他對現實徹底否定的必然結果。然而，這隻是感情發展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就是對理想的執著、熱烈的追求與向往。對黑暗現實愈是冷漠，對光明理想就愈是執著，這可以說是莊子及其後學的一個普遍心理特征。《莊子》對真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物的描寫充滿崇敬，對理想社會(至德之世，建德之世)的描繪充滿著憧憬，並且滿懷激情地塑造了許多體道之人的藝術形象，使它們呈現出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與現實中的不擇手段來貪求名利權勢的人物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中都寄托著作者對理想的追求，對光明的向往，這是他的熾熱情感所鍾愛的一個神聖的世界，是他心靈的歸宿。另外，莊子對人生苦難體會至深，對命運的不公平充滿著怨恨，常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愁苦之情，如：子輿與子桑是朋友。淫雨霏霏一連下了十天。子輿說：“子桑大概要餓病了!”於是就去送飯給他吃。走到子桑的門口，就聽到裏麵有又像歌唱又像哭泣的聲音——彈著琴說：“父親啊!母親啊!天啊!人啊!”聲音微弱得好像發不出來，又要急於把他的詩表達出來。子輿走進去說：“你唱的詩，為什麼是這種調子?”子桑說：“我在思索使我落到這般窮困的地步的原因，卻得不到解釋啊!父母難道要我貧困嗎?天無偏私，覆蓋一切，地不偏私，負載一切，天地難道要我貧困嗎?求索使我貧困的原因而得不到啊!那麼我落入這般貧困的絕境，大概是由於命運吧!”(《大宗師》)這篇寓言真可謂字字血淚，讀之令人不勝其悲!從中也可以體會到主人公對幸福人生的向往之情是何等的強烈!還有子輿與子桑二人之間那種難得的真摯友情，不是也足以令人感動嗎?這不就是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散文詩”嗎?像這樣具有感染力量的段落，在《莊子》中比比皆是。《莊子》文章之所以令人愛不釋手，除了他那極具思辨色彩的深奧哲理、奇特的人物形象、豐富的想象、高妙的意境和充沛的感情之外，語言的自然優美、絢麗瑰瑋也是重要原因。莊子是當之無愧的語言大師。他運用語言的高超藝術，在古往今來的文章家中是出類拔萃的。他創造的許多語言至今還活躍在我們的口頭上，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如：鵬程萬裏、鯤鵬展翅、越俎代庖、朝三暮四、大而無當、莊周夢蝶、遊刃有餘、躊躇滿誌、螳臂擋車、相濡以沫、心齋坐忘、亦步亦趨、空穀足音、莫逆之交、歧路亡羊、得心應手、東施效顰、吐故納新、望洋興歎、邯鄲學步、舐痔結駟、故步自封、井底之蛙、呆若木雞、每況愈下、運斤成風、涸轍之鮒、得意忘言、捉襟見肘、虎口餘生、抱柱之信、探驪得珠、屠龍之技、害群之馬，詩禮發塚、觸蠻之爭、畏影劣跡、天地棺槨、視死如歸等。“莊子之文，真千古一文也。”(宣穎《南華經解自序》)《莊子》的文章表現出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其中感情與語言的和諧統一是一個重要方麵。莊子的感情是豐富的，語言是多變的，隨著感情波濤湧動變化，語言的形式也自由轉換，無所羈絆。語句參差，長短錯落；語調時而舒緩婉轉，時而激越猛烈；或韻或否，安排自如；辭采絢麗，節奏明顯，語調鏗鏘，富有音樂美；善於運用各種修辭手法，比喻、象征、誇張、擬人、排比、對偶等層出不窮，使人目不暇接。無論什麼樣的人、或物、或事、或景，亦無論什麼樣的感情與心理，一經他那神來之筆的描繪，無不惟妙惟肖，可感可見，躍然紙上。《莊子》善於將敘事、描寫、議論巧妙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自由奔放、汪洋恣肆、自然流暢、瑰麗華美、跌宕變幻、搖曳多姿的語言風格。正像宋人高似孫所說：其文“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於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子晷》)又如明代羅勉道所評：“風雲開闔，神鬼變幻”，“古今文士，每每奇之。”(《南華真經循本》釋題)又像清人劉熙載所論：《莊子》文“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藝概.文概》)三人所見，雖不盡相同，但都道出了《莊子》文風的一個側麵。明人朱得之讚歎道：“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莊子通義.自序》)朱氏的話，正道出了《莊子》
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特征，堪稱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