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恢詭譎怪，霞雲層生
莊子不僅是古代中國偉大的哲學大師、思想大師，而且是偉大的文學大師、語言大師。清人宣穎說：《莊子》之文，長於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清代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劉熙載說：《莊子》書是“人們很少不讀的，讀了很少不喜愛的”(《藝概.文概》)，事實正是如此。莊子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是無與倫比的。郭沫若說：“秦漢以來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下發展的。”(《郭沫若文集》卷一二《魯迅與莊子》)《莊子》文章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稱得上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文學散文。清代傑出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把它和《離騷》、《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並提，譽為“六才子書”，又稱它為“天下第一奇書”。魯迅先生說：《莊子》“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無事實，而其文則汪洋捭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莊子又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力從事寓言創作的人，曾自謂其書曰：“寓言十九。”《莊子》全書有寓言故事近二百則，簡直可以看做是一本寓言專集了。莊子的寓言既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也注重情節、細節的描寫，更重視對世態人情的心理進行人微的描繪。莊子的許多寓言故事首尾完整，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簡直可作為短篇小說或微型小說來說。因而宋代黃震稱《莊子》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黃氏日抄》卷五五《諸子》)。今人也有稱莊子為我國古代短篇小說大王的說法。雖然莊子寓言故事同今天的小說還完全不同，但其許多筆法為後代小說創作所汲取。
就此而言，莊子對古代小說的創作和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莊子》文學的最大特色是他那自由不羈的浪漫主義風格。兩千多年來，《莊子》以神奇古怪的人物形象，奇幻莫測的故事情節，玄妙超絕的豐富想象，恢愧懦怪的文章風格，混然天成的藝術境界，贏得無數詩人騷客的讚譽。凡是讀過《莊子》的人無不為之傾倒。如清人吳世尚《莊子解序》說：“吾觀《莊子》之文，最為人情人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淡處措想，道來真令人解頤忘臥。”又說：“餘生平鮮他好，所沉酣者，五經四書而外，《左》、《老》、《莊》、《騷》其最也……《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而大指歸於《老子》，則皆原本於《易》也。”林雲銘《莊子因》也說：“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知便罵，眼大如許；
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裏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莊子》以它那巨大的藝術力量哺育了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這是它對中國文學的主要貢獻。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莊子是中國文學浪漫主義傳統的奠基人之一(另一位奠基者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1)莊子的寓言理論和文學思想莊子並不是一位文學理論家，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文學還遠沒有進入到自覺的時代，也不可能產生文學理論家。因此，莊子也不能有完整係統的文學思想。所謂莊子的“文學思想”，不過是我們借用現代的習慣用語，來指稱《莊子》中涉及的某些文學方麵的言論罷了。在《莊子》中，直接談到文學創作和文學功能的言論最突出的是有關寓言的論述。莊子對寓言的論述集中在《寓言篇》和《天下篇》中，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先得其移錄於此：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同己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不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言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嚐言；終身不言，未嚐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寓言》)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角奇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蔓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獰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一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莊子言說自己思想的主要方式是“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清人陳壽昌《莊子正義序》說：“莊子達以三言：寄之無端，寓言以悟之；
假之無忤，重言以倡之；彌之無跡，卮言以蔓衍。亦虛亦實，亦隱亦障，亦奇亦正，亦謔亦莊!”林雲銘《莊子因》說：“莊子隻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驀撰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為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身處百家紛爭的戰國之世，莊子知道用一般的辯論者所用的概念據理的說理方式來陳說自己高深的人生道理，對魯莽之輩來講，不過是對牛彈琴，他們是無從理解的。況且辯者雲集，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許多人是不會接受的。再加上“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無法同他們談論嚴肅的人生哲理，糾正他們的固執偏見。因此，欲讓人接受自己的觀點，避免這些弊病，就必須另辟蹊徑，尋找一種既能服人之心，又能服人之口的思想表達方式，而這隻能是創造寓言。通過塑形象，用故事寄寓道理，用形象來感染人。可見，莊子大量運用寓言故事說理決非偶然，其在言說方式上是經過認真思考的，其運用寓言是有自覺意識的。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文學觀念還沒有完全自覺，文學創作還沒有進人自覺的時代，就莊子而言，其自覺運用寓言來進行說理，他也不一定自覺意識到這是在進行文學創作。但可貴的是，他意識到一種思想觀念的表達應該選擇最能表現其特征的言說方式，並能自覺地加以利用，其中已蘊含了文學創作自覺的萌芽，對後世文學觀念的自覺發展是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的。如果我們將莊子的寓言創作視為廣義的文學創作的話，那麼，也可以說莊子的寓言理論和言說方式的自覺選擇已昭示出文學自覺的曙光在前了。莊子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提出“寓言”概念的人，也是對寓言本質進行自覺認知的第一人，他的寓言理論雖然還有一定的不足，但他對寓言本質的理解至今仍有借鑒意義。莊子對寓言的認識和他的寓言理論在我國文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貢獻，是值得深人研究的。莊子的文學思想更多地蘊藏在他的有關哲學、社會問題的論述之中，這些地方雖然不是直接地談論文學，但我們卻可以透過其中的一些涉及文藝問題的言論窺見作者文學思想的某個側麵。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一、崇尚自然美。莊子學派認為，從“道”的立場來看，美、醜是齊一的；從人的角度來看，美、醜是有區別的，因而在《莊子》中不少地方還是談到了美和醜。莊子認為，自然是最高的美，能體現自然之性的，就是美的，“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刻意》)。因而莊子學派反對人為和矯揉造作，說“聖人推原天地之美而通達萬物之理，所以至人順任自然而無為，大聖不妄自造作，這說的就是取法天地啊。”(《知北遊》)有個故事說：南海之神叫倏，北海之神叫忽，中央之神叫混沌；倏和忽時常在混沌那裏相遇，混沌對他們非常友好；他們商議要報答混沌的恩德，說：“人都有七竅，用來看、聽、吃飯、呼吸，隻有混沌沒有，我們試著給他鑿開七竅吧。”於是就每天給混沌鑿一竅，鑿了七天混沌就死了。(《應帝王》)
這個故事的用意十分明顯，是反對人為的。混沌象征自然，鑿竅象征人為，混沌之死象征著人為會摧殘自然本性。又有一個故事說：越國美女西施得了心疼病，皺著眉頭在村裏走過。村裏有個醜女，看見西施的樣子覺得很美，回去時也故意捧著心口皺著眉頭，可是村裏的富人見了她就緊閉著門不再出來；窮人見了她，就帶著妻子兒女急忙遠遠走開。(《天運》)
作者評論說：“這個醜女隻知道西施皺著眉頭很美，而不知為什麼美。”這個故事的宗旨顯而易見是反對矯飾造作的。自然美是莊子崇尚的最高的美。二，重視精神美。在形與神的關係上，莊子學派是重神輕形論者，強調人的內在精神美。《德充符》中記載孔子講了個故事：“我曾經到楚國去遊曆，恰好看到一群小豬在剛死的一頭母豬身上吃奶，一會它們都驚慌地跑開了，因為它們發現母親不再看自己了，不像活著的樣子了。小豬所以愛它們的母親，並不是愛它的形體，而是愛它那主宰形體的精神。”在此篇中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脖子上長著盆一樣大瘤的人去遊說齊桓公，齊桓公很喜歡他；因而看到形容健全的人，反而覺得他們的脖子太細長了。所以，人隻要有過人的品德，形體的殘缺就會被別人忘記。”這兩個故事的寓意都是要證明人的內在精神美遠遠超過形體美；有形無神，如同行屍，必然遭到遺棄；健全的精神可以彌補外形的殘缺，其征服、感化他人的力量是形全神殘者無法比擬的。莊子中塑造的得道真人、至人，多是肢體殘缺而內心精神高遠飽滿的人，其形象塑造的寓言性特征也是此精神美崇尚的具體體現。三、“得意忘言”說。《外物》篇說：“魚笱是用來捕魚的，捕到了魚就忘掉了魚笱；兔網是用來捉兔的，捉到兔就忘掉了兔網；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的，得到了思想就忘掉了語言。我怎麼才能找到忘掉語言的人而同他談論呢?”莊子認識到了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意識到了語言本身的局限性，這在當時無疑是很深刻的見解；但他對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理解得並不完全正確。他認為隻要目的達到了，至於用什麼手段是不必計較的。不僅如此，莊子還認為“道”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他說：“可以用語言來表達的是事物的粗大方麵；可以用心意來領會的，是事物的精微方麵；至於不能用語言來談論，用心意來領會的，則是用精粗都不能體現的事物(道)了。”因為“道”是不可聞見，不可言傳的，所以語言對表達“道”是無能為力的。莊子說的“忘掉語言的人”是指能體悟大道的人，因道是“不可言”，所以體道之人是不用語言來談論“道”的。莊子有關言意的這些論述，引發了後世“言意之辯”的曆史公案和“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著名論題，影響深遠。四，“虛靜說”。莊子認為“虛靜”是萬物之本(《天道》)，人心必須虛靜才能體悟大道，因為道是聚集在虛靜之中的(《人間世》)。人必須除去富貴名利等各種嗜欲，才能保持虛靜的心境，因為各種嗜欲“不在胸中擾亂，內心才能平正，內心平正才能安靜，內心安靜才能光明，內心光明才能空虛，內心空虛才能進入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也就是‘體道’的境界。”(《庚桑楚》)達到“虛靜無為”境界的途徑是進行人性的修養，即前麵提到過的“心齋”(《人間世》：“虛者，心齋也”)，即“疏導你的心靈，洗滌你的精神”(《知北遊》)。使自己從世俗的各種觀念、偏見中解放出來，進入與道同體，擺脫外物牽累，沒有任何負擔的自由狀態。莊子認為這種精神狀態對於為人處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說：“百裏奚不把爵祿放在心上，所以他養牛，牛就肥壯，使秦穆公忘了他的卑賤，將政事托給了他。有虞氏不把生死的觀念放在心裏，所以才能感動別人。”(《田子方》)用這種心態來進行創造，就會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真畫者》(《田子方》)、《梓慶為鐻》(《達生》)的故事就是其例。如《梓慶為鐻》：一個名叫慶的木工雕刻木料來做鐻(一種樂器)，鐻做成後，見到的人都很驚奇，以為是鬼斧神工。魯國國君見了問他說：“你是用什麼技術做成的呢?”他回答說：“……我將要做鐻的時候，從不敢用別的事情損耗我的精神，必定要齋戒來使我的心神安靜。齋戒三天，就不敢懷有慶賞爵祿的念頭；齋戒五天，就不敢懷有別人說好說壞說巧說拙的念頭；齋戒七天，就連自己有四肢形體都忘記了。當這個時候，忘記了朝廷，技巧專一而外界的一切幹擾都消失了；然後進入山林，觀察樹木的質性，看見形體最合適做鐻的樹木，一個完整的鐻的形象就呈現在眼前，然後就動手製作。不是這樣，就不去做。這樣用我的自然來合樹木的自然，樂器被疑為神工，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吧。”反之，如果懷有雜念，就心神不定，做事也難以成功。這就像賭博一樣，“用瓦塊作賭注的遊戲，賭起來就心靈手巧；用衣帶鉤作賭注的，賭起來就有點膽怯；用黃金作賭注的，賭起來就神誌昏亂。賭的技巧本來是一樣的，由於內心有了顧忌，表現卻不一樣，就是太看重外物的緣故。凡是看重外物的，內心就一定笨拙。”(《達生》)莊子關於“虛靜”的論述，被後世文藝理論家廣泛用來說明文學藝術創作的構思階段的心理過程，成為中國傳統創作論的一大特色。如蘇軾曾說：“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答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凝)神。”(《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其一》)(2)《莊子》的浪漫主義風格《莊子》的文章風格屬於浪漫主義範疇，自從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在《進學解》中把《莊子》與《離騷》相提並論以後，人們普遍注意到《莊子》、《離騷》在文風上有著共同的特點，用今天的話來說，都屬於浪漫主義流派。但是，從文學的角度對《莊子》進行研究，卻沒有對屈原的研究那樣普遍，其深度相差更遠。這就造成一種印象：莊子在文學上的成就比不上莊子在哲學上的成就，或者說莊子主要是位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