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木》篇中寫了這樣一則故事：莊子一次在山中行走，見一大樹，枝葉茂盛，弟子問他這棵樹為什麼能長得如此之大，莊子回答說：因為它不成材沒有什麼用處。莊子從山中走出，住在一位朋友家中，朋友招待他，要仆人殺鵝，仆人問：有兩隻鵝，一隻會叫，一隻不會叫，殺哪一隻?主人說：殺那隻不會叫的。第二天弟子問莊子：山中那棵大樹因為不成材保存了性命，朋友家的那隻鵝卻因為不成材被殺掉，先生您處在哪一邊呢?莊子說：我將處在材與不材之間。莊子的這個回答的確機智，乍一聽，似乎是最安全的辦法，其實正好相反，是最不安全的。因為殺有材的人很容易把你當做有材，殺無材的又很容易把你當做無材，所以莊子又說：“材與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所以不能避免罪累。”可見，在莊子看來，處在昏君奸相當權、人心險惡的社會裏，要想保全自己，實在是無計可施。因此他才主張逃避社會，最好是超乎塵世之外，遊於“無何有之鄉”，“處塵垢之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才能獲得自由自在毫無牽累的生活，這就是前麵講過的“逍遙遊”。當然，這種生活在實際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它隻能存在於人的心中，因為人是不可離開地球、脫離社會的，所以最後還是不能不麵對現實，應付現實的各種紛擾，各種事變。這就必須有一套應付辦法。莊子的辦法就是安時處順，委運任化，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心境的寧靜，這樣就等於遠離塵世而獲得絕對的自由了。這樣，莊子就從他的社會思想而轉入他的人生哲學和人生理想了。莊子既然對現存的社會給予徹底否定的評價，那麼他期望生活在怎樣的一種社會環境中呢?換句話說，他的理想社會是什麼呢?對此，《莊子》
中有比較明確的闡述，就是所謂的“至德之世”或者叫做“建德之世”。
在“至德之世”裏，“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胠篋》)。人們和鳥獸一同居住，和萬物相互聚集，不知道有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人們都沒有知識，本性不會離散；人們都沒有欲望，所以都純真樸實(《馬蹄》)；人民隻知道耕作卻不知道積藏，幫助別人卻不求報答，不知道什麼是義，也不知道什麼是禮，隨心所欲地做事，任意而行，卻都符合大道，活著能夠歡樂，死時可得埋葬(《山木》)。不難看出，莊子所向往的是原始公社式的社會製度，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階級，沒有君子與小人的區分，因而也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勞動，自食其力；大家都保存著自然本性，純樸厚道，樂於助人，雖然很少往來，關係卻很融洽；生活安適，心情舒暢；
那裏也沒有仁義禮樂的道德規範，人們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心願行事，自由自在；那裏雖然沒有後世才出現的先進的生產技術，沒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沒有多餘的物資積聚，卻因而也沒有爭奪和為爭奪而服務的智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後世社會中充滿的卑鄙齷齪行為。對莊子這樣在昏亂社會裏苦苦掙紮的人們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憧憬的極樂世界。怎樣實現這種理想呢?莊子認為讓人恢複其自然本性，社會就可返回到原始的純樸狀態。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國君要拋棄國家，丟掉世俗事務，與大道“相輔而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山木》)。這實質就是不要國君，如國君不得已要來君臨天下的話，那最好的辦法就是“無為”；國君“無為”，才能使人民安於自然本性的真情。所以他說：
“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在宥》)綜觀莊子的社會思想，它帶有明顯的雙重性質。一方麵，從社會發展的曆史規律的角度來評價，作為沒落貴族的知識分子，他對社會的觀察是不全麵的，隻看到災難性的一麵，否定了社會前進的一麵，甚至連人類文明的成果也給予否定，所以他的今不如昔的結論是錯誤的。但是，從道德的立場來評價，作為當時處在社會下層的一個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他的生活感受又是真實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他的感情與下層人民有共通之處，他的同情是在人民一邊的。因而他對社會的批判具有進步的性質，他對統治者自私、殘酷本性的揭露是深刻的，合乎邏輯的。莊子避世的態度從其反抗惡勢力的方式來說，是消極的，但它畢竟是一種反抗。從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保持自己純潔的人格來講，它又是積極的。他提出的社會理想，一方麵有倒退的性質，另一方也蘊含著人民反對剝削、壓迫，要求平等、自由的願望，是同當時存在的不合理社會對立的，對啟發人們的平等意識，促使人們的自由理性的覺醒是有意義的。(當然，莊子對平等、自由的本質的理解與今天是很不相同的)莊子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對莊子的社會理想，全麵否定和全麵肯定都是不正確的。但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要求他們做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法做到的事，雖然指出他們的局限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指出他們在曆史上做出的別人無法代替的貢獻，根據他們的貢獻來評價其曆史地位。就此而言，莊子對社會的認知仍不乏其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