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胠篋》中說：“那些竊鉤的人被刑殺，那些竊國大盜卻成為諸侯；諸侯的門裏仁義就存在了。”統治者的行為和他們所標榜的倫理道德規範完全是相悖的，正如《盜蹠》中說：“堯殺害長子，舜流放胞弟，這哪裏有親疏的倫常?商湯作為臣子放逐了君主夏桀；周武王作為臣子殺害了君主殷紂，這哪裏有君臣之義?王季越過兄長作了嫡子，周公殺害自己的兄弟，這哪裏有長幼的秩序?”但是他們卻要求別人遵守這些道德原則，這不過是讓人們死心塌地為其效命而已，實質上就是以“仁義忠信”殺人。比幹被剖心，子胥被挖眼，這是受了“忠”的禍害；直躬證明父親是盜賊，尾生淹死在橋梁之下，這是受了“信”的禍害；孔子不見母親，匡子不見父親，這是受了“義”的損害。正因如此，莊子才把儒家的聖人孔子稱作“巧偽人”，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來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士人不能返其本性，想以此來求得封侯，取得富貴，實在是個“罪大極重”的罪魁禍首(《盜蹠》)。五、莊子認為，不但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異化了自我的本性，而且由他們構成的整個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也是險惡的。在統治階級自私自利、言行不一、弄虛作假、不擇手段攫取富貴名利的作風影響下，古代那種自然淳樸之風完全喪失，代之而起的是爾虞我詐，爭鬥不休，互為獵手和獵物，人心莫測的汙濁之風。在《列禦寇》中作者借孔子的口說：“人心比高山大川還要凶險，比天時還要難於推測；天時還有春、夏、秋、冬、晝、夜的一定時期，可人卻不能通過他厚厚的外貌探知他深深的內心。因為有的人外貌恭謹卻內心狡詐；有的人外貌像位善良的長者卻內心險惡；
有的人外貌謹慎卻內心急躁；有的人外貌堅強卻內心怠慢；有的人外貌遲緩卻內心凶悍。所以趨向正義如饑似渴的人，他拋棄正義時又如避烈火。”
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稍有不慎就會落人陷阱，成為別人的獵物，正如《山木》中一則寓言所講的：蟬在樹葉蔭蔽下，自以為得意，不知身後有隻螳螂在隱蔽處正要捕捉它；螳螂捉到蟬得意洋洋，不知背後有隻鵲正在乘機攫取它；鵲隻顧捕抓螳螂，卻沒有覺察到有人正在彎弓射殺它；射鳥者則又被管理園林的人當做小偷追趕和責罵。這裏莊子描繪了一幅多麼殘酷的生活圖景!這裏麵又凝聚著莊子何其深沉、深刻的人生感受和他對社會環境、人際關係的深亥認識：在以私字為核心的社會製度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同時又是害人者；自己為了私利去傷害弱者，同時還有更強者來傷害自己；人人都不可能有絕對的安全，因為絕對的強者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絕對的強者，也會被眼前的利益遮著了眼睛而在行動上存在疏漏，給他人以可乘之機，使自己陷入危險之中。由於莊子對社會有上述的一種體悟和認識，所以他深感人生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