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方今之世，僅免刑焉
任何一種思想觀念的出現都不是從天而降，憑空出現的，都有其賴以產生的客觀環境(包括思想理論環境)和主觀條件，都和作者所處的社會現實和作者在這種社會現實中所形成的心理狀態有緊密關係。在同一個社會條件下生活的人，他們思想也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為什麼呢?這就不能不從他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及其在這特殊地位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心理狀態中找尋原因。因為不同地位的人對社會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對生活刺激的反應方式也是不一樣的，這樣就有了他們各具特點的社會觀點和處世態度；這種社會觀點和處世態度又直接影響他的人生追求，對其人生哲學的特點具有決定作用。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這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看，莊子生活的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舊貴族的統治正在退出曆史舞台，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正在各個諸侯國建立和鞏固，以秦國商鞅變法為代表的政治革新已取得重大成果；各國之間為了兼並土地，擴大實力，戰爭日益加劇，規模愈來愈大；而一些謀利趨勢的策士們，穿梭外交亦日趨頻繁，合縱與連橫的鬥爭愈演愈烈；思想家們為解決現實危機，提出各自的治國方略，思想十分活躍，各種治國主張紛紛出台，你爭我鳴，各不相讓。在天下大亂，戰爭頻繁，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現象掩蓋下的是新舊社會製度的交替與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時代兩大潮流，其洶湧澎湃之勢不可阻擋，其結果必然是曆史的巨大進步。但是曆史的前進之路不是直線的，革新成果的取得不是沒有代價的，它充滿著曲折和反複，伴隨著痛苦與犧牲。在這個艱難的進步過程中，作為推動曆史車輪向前運動的主體的人民群眾貢獻最大，犧牲最多，獲得最少，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個經受磨難的過程。這是剝削製度下的普遍規律，是作為曆史前進的動力又是工具的人們的必然命運。莊子，這位沒落貴族中自食其力，具有豐富思想文化素養又關注自我生存境遇的知識分子，掙紮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他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呢?他對社會上的各種爭鬥等有著什麼樣的看法呢?
他理想中的社會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與思想大師莊子對話，不能不對這些有所關注和了解。在《人間世》中，莊子借楚狂接輿之口說：“來世是不可期待的，往世是不能追回的；天下太平，聖人就能成就事業；天下大亂，聖人隻能保全性命。在今天這個時代，隻求免遭刑害就可以了。”在《德充符》中又說：“人們就好像生活在善射的羿的射程之中，總是要被射中的；有的沒有被射中，那是因為命運好。”這兩段話可以說是莊子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總的感受和認識，不僅表現了莊子戰戰兢兢的現實生活心理狀態，也表現出他對當時社會的絕望和對未來社會的失望情緒，構成了他的整個社會觀的基調。那麼，社會為何如此黑暗呢?在莊子看來，罪惡的根源在於統治者，即“昏上亂相”(《山木》)以及為這些“昏上亂相”作先導的“聖智”之人。《在宥》篇中有一段話，對社會罪惡產生的過程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他說：“黃帝時代已開始用仁義來擾亂人心，堯、舜時代又製定法度，實行懲罰，還是治理不好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就大亂了，人們喜怒互相猜忌，愚智互相欺詐，善與不善互相非議，荒誕與誠信互相譏諷，天下的風氣敗壞了，人的本性散亂了。於是就用斧鋸來製裁，用禮法來擊殺，用錘鑿來處決。所以，當今之世被處死的人互相枕藉，戴鐐銬枷鎖的互相推擁，被殺戮的滿眼皆是。於是儒家、墨家又開始在戴著枷鎖的人中間揮著手臂宣傳仁義，他們真是不知慚愧和羞恥到了極點啊!”在《庚桑楚》中莊子又說：“天下大亂的根源必定在堯舜時代，它的流弊將會保持到千萬年之後。千萬年後，必定要發生人吃人的事了!”
正是基於對社會的這種基本認識，所以莊子筆下的生存環境是極其險惡的，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自然，這也構成了《莊子》社會批判的基本內容，決定著《莊子》社會批判的主要特征：即對社會否定的徹底性，社會現世的悲觀性，社會發展觀的倒退性，以及社會理想的空想性。莊子對現存社會的絕望心理，導致了他對社會現實的徹底否定。我們說莊子對社會的徹底否定，是指莊子否定社會不是局部的，而是整體的；
不是現象的，而是本質的；不是因人而異的，而是一視同仁的。這可以從莊子對社會各色人等的批判和諷刺鮮明地體現出來。一、莊子認為，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國君，不過是一些凶惡、殘忍、奢侈、荒淫之徒，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貪欲和政治野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楚王“無赦如虎”(《則陽》)；宋王之凶猛過於驪龍；衛靈公不問政事，日以飲酒作樂、打獵捕獸為事，連諸侯盟會也不去參加，常和妻妾同池洗澡，對待賢臣卻傲慢無禮(《則陽》)；衛太子生性刻薄好殺戮(《人間世》)；魏武侯勞苦一國人民，來奉養自己的耳目鼻口的享樂(《徐無鬼》)；衛君獨斷專行，輕舉妄動，挑起戰爭，不體恤人民生命，死的人像草一樣填滿沼澤(《人間世》)。總之，莊子筆下的國君沒有一個是他肯定的對象。二、莊子認為，朝中權貴都是些貪圖名利的無恥之徒。《盜蹠》說：
沒有廉恥的人富有，花言巧語、騙取信任的人顯達；名利最大的，幾乎都是由無恥誇口而獲得的。比如《則陽》篇中描寫的魏國將軍公孫衍就是例子：當魏王惱怒齊君背約，想派人刺殺齊君時，公孫衍卻媚顏可掬地向魏王獻計說：你身為萬乘之君，卻用一般人的方法來報仇，有失身份；請你給我二十萬軍隊，替你去攻打齊國，虜獲齊國的人民，奪取齊國的牛馬，使齊君焦急而疽發於背，然後再奪取齊國的土地。公孫衍可算作無恥之徒的代表。《達生》篇中祝宗人(朝中掌管祭掃的官)的形象可以說是花言巧言者的典型：他為了達到用豬做犧牲的目的，就穿上禮服，走到豬圈邊對豬說：“你為什麼要討厭死呢?我將要親自用糧食喂養你三個月，我要十天一戒，三天一齋，給你墊上白茅草，把你的肩膀和屁股放在雕飾華麗的肉板上。你願意幹嗎?”祝宗人明明是要豬為他去死，卻還要打著為豬謀劃的幌子，編造一大堆理由來欺騙豬，好讓豬心甘情願地去做犧牲，其厚顏無恥之態，令人作嘔。祝宗人的形象不正是社會上那種圖謀私利，視人命如草芥的官僚的自我畫像嗎?三、莊子認為，那些搖唇鼓舌奔波於諸侯之間謀求一官半職的士人，也都是些利欲熏心、寡廉鮮恥、虛偽欺詐之徒。《列禦寇》中說：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替宋君出使到秦國，他出發時宋君送給他幾輛車；到秦國說得秦王高興，就送給他一百輛車，於是便得意忘形地到莊子麵前來炫耀說：“像你這樣居住在窮閭隘巷之中，困窮得以編草鞋為生，餓得麵黃肌瘦，這是我做不到的；一旦見到大國之君，出門就有百輛車子跟從，這是我所擅長的。”莊子便反唇相譏說：“據說秦王有病，召醫來治，為他開刀擠膿的賞給一輛車，為他舔痔瘡的賞給五輛車，所治的病越卑下，得到的車子越多；你豈不是給他舔痔瘡了吧?不然怎麼會得到這麼多車輛?你走開吧!”從這則故事中不難看出，莊子對那些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以貪求名利的人，是何等厭惡、鄙視，對他們醜惡行為的揭露是何等尖銳，不留情麵，這反映了莊子對他們的基本認識和態度。與這則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莊子對儒家的諷刺，如《外物》中“儒者以詩禮發塚”的故事就是一例：大儒小儒一起去盜墓，大儒在上麵說：“天要亮了，事情辦得怎麼樣了?”小儒在下麵回答：“裙子、短禊還沒有脫下；屍體口中還含有寶珠呢。”大儒說：“古詩上說：‘麥苗青青，生在坡陵；活著不施舍人，死了何必含珠!’抓著他的鬢發，按著他的胡須，用鐵縋敲開他的下巴，慢慢分開他的兩頰，不要損壞口中的寶珠!”請看莊子筆下的儒者，一方麵幹著盜墓竊財的勾當，一方麵還用冠冕堂皇的詩禮對死者進行譴責，以此來證明自己行為是正義之舉，其無恥的程度決不在曹商之下，另外還加上一層虛偽的麵紗。魯國是儒家的發祥地，其國多儒士，魯君以此為驕傲。一次莊子對魯哀公說：“魯國很少儒士。”哀公說：“全魯國人都穿儒服，怎麼說少呢?”莊子說：“……你既然不相信，為什麼不下道命令說：沒有儒家道術而穿儒服的人，要處以死罪!”於是哀公下令，五天以後，魯國人都不敢穿儒服了，隻有一個人穿著儒服，是位真儒。這則寓言故事說明，所謂儒者，絕大多數都是為了達到某種個人目的而冒充的，“儒者”這塊招牌不過是士人用來騙取名利的工具。四、與此相聯係，莊子認為儒、墨所鼓吹的仁、義、忠、信等倫理道德規範，也是虛偽的、害人的工具，是為統治者維護一己之私利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