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遊心於物之初
《逍遙遊》是《莊子》內7篇之首，又是整部《莊子》的開卷第一篇。不管《內》篇是否莊子手訂，把《逍遙遊》放在第一，客觀上也的確顯示了它在整個《莊子》中的突出地位。這足以證明編書者是一位對莊子思想理解極深又有高明見解的人。這樣做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是編者有意交給讀者一把理解莊子思想體係的鑰匙，指出一扇進入莊子理論宮殿的大門。我們與文化思想大師莊子的對話也將從這裏開始。莊子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種獨特的思想學說——“逍遙哲學”——的開創者。“逍遙”一詞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如《鄭風.清人》就有“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之句，但作為哲學概念和對人生心理狀態的抽象哲學概括來使用，卻始於《莊子》。它的內涵雖然繼承了《詩經》中的基本義項，但總體而言又不同於《詩經》中的“逍遙”，而是更豐富了。
從《逍遙遊》篇的內容來看，“逍遙”在這裏是指一種超凡脫俗，不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種心理狀態和精神境界，近乎我們今天所說的“絕對自由”。追求“逍遙”是莊子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也是整個莊子思想的核心。莊子思想的龐大體係，就是圍繞著這個核心構建起來的，其他一切思想觀念和理論元素無不與這一核心存在著緊密聯係；正如崔大華所說：
“莊子思想發源於對人的精神自由(逍遙)的追求”，“莊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人生哲學”。正是在這個基本點上，顯示了莊子思想區別於其他任何一種思想體係的主要特質。因此我們可以說，莊子的整個思想體係就是一整套關於追求逍遙的“逍遙哲學”。若從“逍遙哲學”這個角度來觀察莊子思想的各個部分，我們就會發現，莊子的自然哲學是它的理論基礎，莊子的相對主義是它的認識論根源和走向逍遙境界的思想方法，莊子的社會思想是它產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莊子的文學思想和創作風格是它的具體表現和外化形式。莊子認為，宇宙中包括人類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不逍遙的，因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條件的、受限製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為逍遙，表麵上看去也貌似逍遙的人與物，也是如此。莊子在《秋水》篇中說：“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即是說人們由於空間、時間、教育的限製會形成許多認識的局限性。比如，在《逍遙遊》中描寫的大鵬，它的活動範圍非常之大，上能達到九萬裏的高空，遠能自北海飛至南海，行為極其豪邁壯觀，貌似逍遙，實際上，它是很不自由的，因為體形太大，飛翔時不僅需憑颶風之力來托負，而且還必須有大的空間才能展翅，必須上至高空才能不受山巒之阻。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才受到小鳥斥鴳的嘲笑，認為它過於費力了。斥鴳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鵬優越，是最自由的，“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其實這正反映了它由於生活環境的狹小所帶來的局限，因為它無能力到廣闊天地中去遨遊，形成了目光短淺的習性。這講的是萬物在空間上的局限。在時間上也是如此。朝生暮死的小生物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發生的事情，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蟬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變化，這是生命短的局限。生命長的也是如此，能活2000年的靈龜和32000年的大椿，它們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後的事。這講的就是萬物在時間上的局限。至於人類，看上去似乎比動、植物自由得多，實際上他們所受的限製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貴之外，還有倫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種牽累，而且對死亡的恐懼和擔憂的精神負擔，遠遠超過其他生物。從受限製這個角度來審視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在此我們可以發現莊子論證自由的邏輯進程，那就是離開自然原始本性愈遠的物性，就愈不自由；因而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離棄物性，恢複自然的原始本性，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達到“無己”的精神境界，從而克服時空等局限而進人永恒。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所以莊子得出結論說：“像那種能因順自然的本性，適應六氣的變化，而在廣漠無窮中遨遊的人，他還有什麼憑借什麼限製呢?所以‘至人’是‘無己’的，‘神人’是‘無功’的，‘聖人’是‘無名’的。”(《逍遙遊》)隻有這種人才是進入絕對自由境界的人，這就是莊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遙遊”也就成了莊子理想的人生境界。莊子理想人格的稱謂除了“至人”、“神人”、“聖人”之外，有時也叫“真人”、“天人”、“全人”等。這種人物性格有些什麼特點，或者說莊子的理想人格有些什麼標誌呢?從《莊子》一書的有關描述中，可歸納如下。第一，這種人了解人生痛苦即不得逍遙的根源，那就是人在現實生活中受到自然、社會中許多非人的智能所能幹預或改變的事情的限製，這種限製的力量莊子叫做“命”。他說：“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德充符》)另外，人一出生就遇到已經被社會上普通人認為是行為準則的倫理規範、道德法則的拘束，這些都是限製個人自由的力量。莊子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自然和社會從外麵強加於個人的，是無法抗拒的，必須順從和適應它，否則就會使人遭到不幸和痛苦。這些事物有些帶有必然性，有些則是偶然的，不過在莊子看來都是必然的，所以叫它做“命”。莊子所說的“命”，有命令必須聽從的意思，也有今天說的“命運”的意思。莊子對“命”的認識是非常深刻和豐富的：其一，“命”是包括時機在內的時勢的變化，這是在社會生活中個人力量最無可奈何的。莊子在《秋水》中借孔子的口說：“我忌諱窮困已經很久了，然而還是不能避免，這是命運。我企求通達已經很久了，然而還是得不到，這是時運。當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窮困的人，並不因為那時人們都有高超的智慧；當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得誌的人，並不是因那時人們都失去了智慧，這些都是時勢造成的啊!”《秋水》中又借海神之口說：“古時候堯和舜因禪讓而成為帝，燕王噲和國相子之卻因禪讓而使國家滅亡；商湯和周武王因爭奪天下而成為王，白公勝卻因爭奪天下而招來殺身之禍。由此看來，爭奪和禪讓的體製，堯和桀的行為，哪種可貴、哪種可賤是由時俗決定的，不能認為是永遠不變的。”“不合時代，違反世俗，就被稱作篡奪的人；符合時代，順從世俗，就稱他為道義的人。”可見，個人努力的成功與失敗，得福與取禍，以及是好是壞，是善是惡的道德評價，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而是時勢決定的。這種時勢形成的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力量，莊子稱其為“命”。其二，死生的變化，這是人最無可奈何的自然規律。生命是人們最珍惜的，沒有人不想長壽，然而人總是要死的，這是誰也逃不脫的命運。《大宗師》篇說：“人的死生，這是命運，就像永遠有黑夜和白天的變化一樣，這是自然的規律。有許多事情人力是不能幹預的，這些都是事物的實情。”人生同永恒的宇宙相比的確是太短暫了，正如《知北遊》中老聃所說：“人生天地之間，就像駿馬掠過縫隙一樣，轉眼之間就過去了。萬物蓬蓬勃勃，沒有不出生的；變化衰萎，沒有不死亡的。已經變化而生，又要變化而死，生物為之哀傷，人類為之悲痛。”所以人們莫不樂生惡死，憂懼死亡便成了人們難以擺脫的痛苦。但生命又是短暫的。人的生命不但是短暫的，有時也是無常的，是一個人自己左右不了的。任何人超越不了生命而存在，而生命的短暫則限製了人存在的本質，因此，這個生死大限的確是人痛苦憂思的重要根源。其三，在“至人”看來，人的情誌與欲望是人在生活中不能達到“逍遙”的內在的心理根源。《庚桑楚》篇說：“貪圖富貴名利、權勢的欲望，追求生活享受的心理，以及愛、憎、喜、怒、哀、樂的感情等等，都是能擾亂人心、負累德性、障礙人獲得寧靜心境的力量，也是使人達不到自由境界的原因。而這些情誌和欲望都是人的本性，一般人沒有不崇尚聲名、趨就利祿的”，“聲色、滋味、權勢對於人來說，不必學習心裏就愛好它，不必模仿身體就會安於它。欲求、憎惡、逃避、趨就，本來不必教導就會，這是人的本性。”(《盜蹠》)人的感情和欲望，得到了滿足時就高興，得不到時就憂愁，得到了又會擔心失去。這樣不論得到得不到，人總是處在患得患失的憂慮之中，所以說“人一出生，就和憂愁同生”。活的時間愈久，憂愁的時間也就愈久，“長壽的人昏昏迷迷，久憂不死，是多麼痛苦啊!”(《至樂》)人被這麼多的憂愁牽累著，怎麼可能“自由”呢?所以，莊子認為這些都是“生之害也”(《天地》)，“天下之至害也”(《盜蹠》)。因為它們不僅常常使人陷於各種各樣的痛苦之中，一生“除了疾病、死亡、憂患之外，其中開口歡笑的，一月之中不過四五天而已”，甚至於為它們犧牲生命，“小人為財利而死，君子為功名而死”(《盜蹠》)。其四，就是自然災害給人造成的痛苦，也是妨礙人獲得自由的根源，如大旱大澇、疾病瘟疫等。因此，能解脫這些憂苦和煩累的人，才能獲得一種自由的心態，而一般人是不具備的。第二，莊子理想人格的另一個標誌是他們懂得並掌握了如何擺脫各種限製的方法或途徑，從而能夠使自己走向逍遙。《莊子》書中關於這個方麵論述很多，涉及人類生活的整個領域，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安時處順、委運任化；恬淡無欲、寂寞無為、不師成心、不譴是非；舍棄機心，不用智巧；體悟大道、歸依自然、遊心於物之初這幾條。(一)安時處順，委運任化。莊子認為，人在生活中，對自然界和社會上的許多事變和勢力，是不能幹預、無力抗拒的，人隻能安於現實，聽任命運安排，隨順事物變化。思想上有了這樣一種自覺性，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處於什麼樣的環境，內心就不會感到痛苦，形體就不會遭到傷害，就會始終使自己的心境處在寧靜的狀態，在精神上也就會體會到一種自由的滿足。《大宗師》中有一個故事說：子輿病了，他的好友子祀去探望他。他說：“偉大啊，造物者，把我變成這樣一個彎曲不伸的人啊!”子輿成了駝背，子祀問他：“你厭惡這個樣子嗎?”他說：“不，我為什麼厭惡!假使把我的左臂變成雞蛋，我就用它來孵化小雞；假使把我的右臂變成彈弓，我就用它來打斑鳩……再說，人的獲得是適時；人的失去是順應；能安心適時而且順應變化的人，哀樂的情緒就不能侵入他的心中，這就是古時說的解脫束縛。那種不能自己解脫的人，就會被事物束縛住。萬物都不能勝過自然，古來就是如此，我又有什麼厭惡的呢?”這個故事意在說明人隻有順自然規律，適應自然規律的能力，而不可能完全改變自然規律。《養生主》中另有一個故事，說老聃死了，他的朋友秦失前去吊喪，隻幹號了三聲就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