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物考古 第５節 三國竹簡為何埋於古井之中？
在我們中國曆史上，傳之後世的文獻典籍本來應該是很多的，可是由於後代多興兵火，多生戰亂，以至於眾多史籍終於湮滅無聞，從而為我們後人解讀曆史帶來了嚴重的困難和障礙。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曆朝曆代重視史籍的保管傳續工作，以至於有些重要典籍終於得以奇跡般地流傳到今天。隻是，這需要後人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再加一點點運氣，長沙走馬樓的三國竹簡之被發現，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例。
據聞，１９９６年，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對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建設區域內的古井窖群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其中發掘古井窖五十餘口，出土各類文物三千餘件（冊）。在眾多出土物中，尤其以編號為Ｊ２２的古井窖中出土的一批簡牘最為引人注目。堪稱我國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首先，簡牘的數量極其驚人。自二十世紀以來，古代簡牘在全國各地不斷被發現和發掘，據不完全統計，以往出土簡牘總數約為１０萬枚左右。較大宗者如居延漢簡３萬枚、敦煌漢簡２萬餘枚，數千枚者有銀雀山漢簡、雲夢睡虎地秦簡、阜陽漢簡、張家山漢簡、慈利楚簡等，而長沙走馬樓這次發現的簡牘，數量約在１４萬枚以上，其中約１０萬枚可加以辨識。在一個地點一次發現如此巨大數量的古代文獻，自然是十分罕見的。
其次，這批簡牘所記年號目前發現最早的是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最晚的是吳孫權嘉禾六年（２３７），簡文中涉及許多三國時期著名曆史人物，有步騭、諸葛瑾、呂壹、陶瑁等，可與《三國誌》記載相印證。因此可以確證，簡牘的書寫時間大約在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這就是這批竹簡的突出價值所在。
三國時代的文獻史料，由於戰亂的原因傳之後世的極少。西晉史學家陳壽所撰《三國誌》僅具紀傳而無誌表，其後雖有南朝史學家裴鬆之為之作注，清人洪亮吉、楊晨、謝鍾英、洪飴孫、盧弼等人為之輯補，亦難完備；因為其年代過於久遠。曆年來，三國簡牘僅在安徽、江西、湖北出土了幾十片，除數枚遺冊外，大都是名刺、木謁之類，內容簡單，價值有限。二十世紀初以來，吐魯番及敦煌曾出土六種《三國誌》寫本殘卷，雖然其中五種屬於吳書，但其史料價值並不大，可謂遺憾。而此次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紀年簡牘，卻具有多方麵的學術價值。僅從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內容包括賦稅、戶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即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各個方麵，被認為屬於吳長沙郡府、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由於其出土地點集中，又為同一政區內同一時間段內多種性質的文書，所以即可據此進行一個政區內社會基本情況的曆史複原研究。而這種研究，對於了解長沙郡、吳國的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談到這裏，或許有人不禁會問了：這麼重要的文書資料，為何會被置埋於井窖內？經有關人士與專家分析，一種意見認為，從簡牘埋放的形式看，可能與三國時期的頻繁戰爭有關。西晉鹹寧六年（２８０），晉帝司馬炎舉兵伐吳，最後兵臨吳都建業，吳主孫皓自縛乞降。此時人心惶恐，地處偏遠的長沙郡府官員可能有意將此批籍冊瘞埋，含有改朝換代或伺機機東山再起之意。另一種意見認為，按照古代檔案的管理製度，對早期的、過時的一般性檔案文書，若幹年後便要進行處理。居延及敦煌漢簡中也曾發現此類現象，不少殘簡或被當作柴薪使用，殘留於灰燼之中；或粘有糞矢，被棄置廁中。因此，將簡牘埋入井窖之中極有可能是吳國長沙郡府的官員對早期文書的一種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