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張掖，法顯又遇到了智嚴、寶雲等五名僧人，遂結伴同行。經過千辛萬苦，法顯最後終於成功地抵達了北天竺，此時，他的身邊隻剩下了道整一人。他們先後周遊了西天竺、中天竺、東天竺國，最後在中天竺的摩訶衍寺裏停留下來。在這裏，法顯經過認真研習了《薩婆多眾津》、《雜阿毗曇心經》等佛教經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後，道整去世，求取真經的隊伍隻剩下了法顯一人。他孤身上路，來到了向往已久的獅子國（今斯裏蘭卡），還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義熙九年（４１３年），法顯搭乘一艘商船帶著大量梵文佛經順利地回到祖國。
法顯此行曆經１３年，足跡踏遍３０多個國家，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回到祖國時已經７８歲了。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回國後法顯就開始進行緊張的翻譯經典的工作。他和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參互辨定，共同翻譯了五大佛教戒律之一《摩訶僧祗律》（大眾律），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還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了《佛國記》（又名《曆遊天竺記傳》、《法顯行傳》、《佛遊天竺記》等）。這部書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的典範，而且還是一部重要的曆史文獻，在世界學術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在學術界，還有人大膽地提出西遊取經的先驅者是三國時代的高僧朱士行。眾所周知，早在曹魏時代，大乘佛教便沿著張騫開辟的絲綢古道傳入中國，佛教經典《道行若架》也由此盛行中國。朱士行少年出家為僧，但未受戒。他在研讀《道行般若經》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如內容不完整，為了使後世僧人不致承謬傳訛，就立誌去西方尋找《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甘露五年（２６０年），朱士行從洛陽出發，矢誌捐身，終於輾轉來到了於闐國。於闐是天山南路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但當時此地大乘佛教雖廣為流行，居於正統地位的仍是小乘佛教。
朱士行在於闐抄錄了《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凡９０章，６０餘萬字，想讓弟子弗如檀等將該經送回洛陽。但是，於闐國的小乘信徒橫加阻撓，於闐國國王因此嚴禁弗如檀等將《大品般若經》帶回中國。經過種種努力，直到太康三年（２８２年），朱士行才讓他的弟子弗如把這部佛經的手抄本送回洛陽。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朱士行最後並沒有到達佛教的聖地天竺，但他是第一個去西天取經的先行者。
在我國曆史上，對於第一位去西天取經的人並沒有確切記載。時至今日，仍是一樁無頭公案。
［相關鏈接］使唐僧取經的故事廣為流傳的吳承恩
吳承恩（１５１０？～５８２？），明代小說家，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懷安山陽（江蘇淮安）人。他出身清貧，自幼天資聰穎，《淮安府誌》記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長期以賣文為生，直到晚年才得以出任長興縣丞，因不滿官場的黑暗，而憤而辭官。坎坷的生活境遇，使他對社會現實有了深刻的認識，促使他運用誌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憤懣之情。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為誌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他以玄奘取經的故事為藍本，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三藏》、《蟠桃會》、《唐三藏西天取經》、《二郎神鎖齊大聖》等作品的基礎上，創造出令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偉大文學巨著。《西遊記》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內容，亦莊亦諧，將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和嚴肅的批判巧妙融合在一起，是古代長篇浪漫主義小說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現代學者白化文說：“《西遊記》其想象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極為鮮明，而且讀者麵最寬，老少鹹宜。此書的副作用極小，是一部鼓舞人積極鬥爭、永不灰心、為達到目標而百折不撓的書。”《法國大百科全書》也對它給予了高度評價：“全書故事的描寫充滿幽默和風趣，給讀者以濃厚的興味。”自１９世紀開始，《西遊記》被翻譯為日、英、法、德、俄、等十來種文字流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