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世情篇 第十二章 實用主義
拜倒在佛像麵前，或者觀音像麵前，或者……甚至其他任何莊嚴的塑像麵前，心裏一遍遍地默默念叨，或者出聲地念叨：佛祖保佑！菩薩保佑！××保佑！
接下來的話可能是：保佑我兒子考上大學！或者是：
保佑我發財！或者是：保佑我平安康複！諸如此類……這就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誰說宗教修來世？信不信什麼教不重要，核心在於"求"，關鍵在於"靈"。哪個宗教、哪種說法、哪種標誌都無所謂，隻要誰靈就拜誰，隻要哪個氣派大就求誰。什麼都可以信，卻並不清楚自己信什麼。嗬嗬，中國話--隨便……大多數中國人，一般不大執著的，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神聖的信仰、宗教，當然一般也不會有刻骨銘心的世仇，多變，好變。口頭禪就是：--你扯那沒用的幹啥！
--還是這玩意兒好，管用！
--那人好又咋樣！對咱沒用。
這上麵說的似乎是普通百姓的實用主義，既是"主義"，就是所謂意識形態，是形而上的玩意兒，那就得往上層的文化人那裏尋根， 20世紀初的中國文化領袖、大學者胡適、陳獨秀、蔣夢麟、陶行知等，就是"實用主義"的狂熱推廣者。當時世界的兩大實用主義哲學家，美國的杜威和英國的羅素，都專程來處在迷茫、慌亂、自卑中的中國，從 1919年開始的兩年多時間，從南到北，各種場合舉行了幾百場講座，幾十萬冊的書籍出版，掀起了足夠強大的轟動效應，對那個時期的社會上流和精英人士的影響無疑足夠強烈，延伸到普通民眾，必然對之後的廣大中國人的思維、行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在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砸爛孔家店，極端懷疑、否定傳統文化，甚至要廢除漢字的大背景下，美國式實用主義的強力傳播，使得真正傳統的中國文化無法純正了。
以至於在今天的一些社會新聞中，我們都能看到當年社會狀況的影子：
在上海時，杜威問及一個中國人對日本占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後，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
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的心理習慣問題。長達兩年多時間裏，在連續考察了中國十幾個省市後，他寫出了《中國人的生活哲學》的著名文章。
其實，我們相信，他看到的，隻是那種特定社會曆史背景下的中國人，在這個"中國人"身上，並不會有多少漢唐風範，更不會有幾根魏晉風骨。但在 20世紀初的中國文壇，卻足以打掉很多文人的民族自信心。
顧名思義，實用主義反對自由意誌，不談理性感性唯心唯物，隻強調經驗很重要，所謂原則和推理是次要的，信仰和觀念的價值在於是否有實效，而理論的價值也在於此。這讓我們想起了很多老板愛說的狠話：我不看過程，隻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