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精華解讀
始計第一經之以五事故經之以五事
①，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製
③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製、官道、主用
④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
⑤，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計篇》）
【注釋】①經：綱領。五事：指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麵。②校：通“較”，比較。索：
探求。③時製：指四季時令的更替。④曲製：指軍隊組織製度。官道：指各級將吏的職責區分、統轄管理等製度。主用：指軍隊後勤供應管理製度。⑤聞：知道、了解。
【譯文】所以，要以五個方麵為綱，比較敵我雙方的各種條件，以探求戰爭勝負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將，五是法。所謂“道”，是使民眾與國君的意願相一致，這樣民眾在戰爭中就可為國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所謂“天”，是指晝夜、晴雨、冷熱、四季更替。所謂“地”，是指路程的遠近、地勢的險易，作戰地域的廣狹、地形是否利於攻守進退。所謂“將”，是指將帥的智謀才能，賞罰有信，愛撫士卒，勇敢果斷，軍紀嚴明。所謂“法”，是指軍隊組織製度、將吏管理製度與後勤供應製度。以上五個方麵，將帥們沒有不知道的，隻有深刻了解、確實掌握，才能打勝仗，否則就不能取勝。
【解讀】用兵作戰前，首先要比較敵我雙方的製勝條件，這就要確定在什麼範圍內、用什麼標準來計較勝負。如果比較的內容與標準搞錯了，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導出錯誤的結論，製定錯誤的謀略，指導錯誤的行動，埋下失敗的根子。因此，在運籌帷幄、決算廟堂之時，是否有全麵準確的比較內容與比較標準，就顯得非常重要。對此，孫子在進入始計篇時，首先提出了“經之以五事”的比較內容與比較標準。孫子對比較勝負條件的“五事”內容，作了明確的規定：“一曰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這裏明確提出道的標準是“令民與上同意”。也就是孟子提出的“人和”。同意、同欲，才能上下同心，三軍一心，為道義而戰，死不旋踵。“二曰天”。“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天時”問題。古代春秋不興師，恐妨礙農耕；冬夏不出征，恐傷害健康，都是考慮到天時條件的製約。“三曰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即地理條件，孟子謂之“地利”。用兵須講地理條件；遠者宜緩，近者宜速；險地宜用步兵，平地宜用車騎；地廣宜用大兵，地狹宜用精兵；地高不宜仰攻，地下不宜處軍；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四曰將”。“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作為將帥，應該智能謀劃，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敢，嚴能立威。曹操稱此“五德”為“將德”。“五曰法”。“法者，曲製、官道、主用也。”法指軍事製度、治軍法規、後勤管理以及調兵遣將、任人用才之術，也是影響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條件。孫子的高明處是，他在製定決定勝負的比較內容時，不就戰爭講戰爭，不就軍事講軍事，而是全麵考查軍事、政治、人力、物力、天時、地利諸因素，注重綜合實力的比較。臨戰之際，“五事”是製勝的條件；和平時期，“五事”則是治國治軍的基本內容。隻有平時注意“五事”的治理，才有戰時突現的綜合優勢。而軍事上的勝利，正依賴於“五事”優化產生的綜合實力，正是綜合國力的勝利。
此外，孫子不是將“五事”等量齊觀，而是通過先後排列，表明這五種製勝因素有輕重、主次之分。孫子將“道”居於“五事”之首，與孟子強調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暗中相合。根據對“五事”的不同具備情況，可以把軍隊分為“仁義之師”、“節製之師”、“權詐之師”。根據將帥對“五事”的不同掌握和運用程度，又可以把軍事家分為不同的等級。李靖把他們分為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認為有道之兵，無施不宜，可威服海內。據有“天地”優勢者，可以居守；占有“將法”優勢者，可以進攻。曆觀古今兵家，他讚揚“若張良、範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可見孫子“五事”不僅是衡量綜合國力的標準，也是考察軍事家優劣的尺度。孫子尖銳指出：“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我國曆史上的重大戰役勝負預測驗證了“五事”要素的正確性、合理性。以著名的三國“赤壁之戰”為例，公元208年時，曹操率軍攻打江東，孫權召集群臣商議，群臣大都以敵眾我寡，難以抵禦為理由，主張歸降曹操。惟獨周瑜堅持抗戰，並以“五事”為標準，分析了孫權必勝的根據：“曹操雖然名為漢朝丞相，實際上是漢朝的奸賊。將軍以神武雄才，憑借著父兄的基業，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裏，兵精糧足，英雄樂業，正應當縱橫天下，為漢室除暴去穢，為什麼要去投降曹操呢?況且曹操引兵前來，已有多處違犯兵家的忌諱，可以說是自投死路。如今曹操北方未定，馬騰、韓遂尚在關西為其後患，而曹操率眾久居江南，這是一大犯忌。北方軍隊不熟悉水戰，棄鞍馬而駕舟船，與江東爭鋒，這是二大犯忌。目前正是隆冬盛寒，糧草短缺，這是三大犯忌。中原士兵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這是四大犯忌。有此四大犯忌，曹操雖然兵精將廣，卻注定要失敗。這正是捉拿曹操的好機會。我願領精兵數千，屯駐夏口，保證為將軍破敵。”孫權聽後大喜，立即讓周瑜統兵拒敵，果然獲取了以後的赤壁大捷。孫子判別勝負的“五事”內容，不僅適用於昔日的兵戰，而且能夠指導今日的商戰。對商場上激烈競爭雙方的實力評估與勝負判別，同樣離不開道、天、地、將、法這五項基本競爭力要素的考察。商戰中的“道”，是指企業奉行的基本價值觀與經營理念。企業隻有確立起以人為本、以義為先、服務民眾、報效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才能從經營管理者到全體員工“上下同欲”，團結一心，形成企業的凝聚力。商戰中的“天”，是指市場競爭中最有利的時機。機遇是生產要素在某一時空段的最佳組合，抓住有利時機，企業發展就會事半功倍。商戰中的“地”，是指競爭環境，包括地緣環境、市場環境、產業環境、社會環境。企業借助地利，就能降低成本，拓展市場，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商戰中的“將”，是指企業領導者。企業領導者作為統領全體員工的“將領”，同樣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隻不過這“五德”的內容必須賦予新的時代意義與現代科學管理的知識。商戰中的“法”，是指企業的組織管理、勞動管理、財務製度等。企業中各種生產要素隻有通過合理的規章製度組織起來，才能形成凝聚力、執行力與高效的創造力。總而言之，現代企業隻有如同軍隊那樣“經之以五事”全麵考量、營造綜合的競爭能力，才能製定正確的經營戰略與競爭謀略，真正掌握商戰的主動權與製勝權，使自己處於“百戰不殆”、長盛不衰的有利態勢。
得道者昌，失道者亡道
①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計篇》）
【注釋】①道：道的本義是路，後引申為道理、規律。意為一定的道理，正如道路一樣為人所共同遵循。孫子從政治規律與軍事規律的角度論道，這裏的“道”，指治國之道。
【譯文】所謂道，是說要使民眾與國君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民眾在戰爭中就可以與君王一起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
【解讀】“道”是前麵所講的“五事”之一，這裏再提出來專門講一講。在淮海戰役中兵敗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黃維，一直想不明白蔣介石的800萬“飛機加坦克”的軍隊怎麼會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一口一口吃掉。黃維改造出獄後，為了解開心中的疑團，提出要到指揮三大戰役的中共首腦機關所在地西柏坡村去看一看。這位蔣介石恩寵有加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參觀完西柏坡村後，感慨唏噓地連呼：“蔣先生當敗!
蔣先生當敗!”黃維在西柏坡村看到了什麼呢?他看到了中共五大書記之一劉少奇的房間裏那張從老鄉家借來的2尺寬、齊膝高的小桌。劉少奇就伏在這張小桌上起草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他寫好《大綱》後，就去村口召開全國土改工作會議。正是這個《大綱》，這個會議，使土地改革的烈火燃遍全國，翻身得到土地的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勝利成果，前呼後擁地跟著共產黨打天下。三大戰役中民工支前參戰就達886萬人之多。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國民黨軍隊怎能不遭受滅頂之災。難怪陳毅元帥要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黃維在西柏坡村還看到什麼呢?他看到中共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指揮三大戰役的指揮部，僅是麵積不到30平方米的一間普通農舍。裏麵擺著三張大桌子，一張是作戰科的，一張是情報科的，一張是資料科的。大屋子裏徹夜燈火通明，來自全國各戰場的電報彙集到這裏，參謀們緊張地分析、研究、報告。當時很難買到標地圖用的紅藍鉛筆，為了節省使用，參謀們就用紅毛線、藍毛線在地圖上標識敵我態勢。作戰室旁有個放著小石磨的小院子，毛澤東在石磨旁抽煙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擬電報。僅指揮三大戰役，毛澤東就在這裏親手寫下了190封電報，指揮千軍萬馬殲滅了154萬國民黨部隊。更令人感動的是，在西柏坡一間大夥房裏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還通過了這樣五項決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壽；中國同誌的像不與馬恩列斯並列；少拍巴掌；少敬酒。這五項決定與當時國民黨四大家族的橫斂民財、奢侈腐敗，判若天地之別。於是人心向背、天下歸屬、勢成定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就是黃維心悅誠服地喊出“蔣先生當敗”的原因之所在。古今之事不同，但古今之理相通。黃維從西柏坡之行中悟出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是人不是物，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武器的利鈍。那麼，決定人心向背的是什麼呢?孫子認為是“主孰有道”。孫子把“道”列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五事”、“七計”的首位，作為製勝的第一個條件。這在孫子以前的軍事論著中是沒有過的，是孫子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如果人們要追根究底，進一步追問孫子講的“道”究竟是什麼?我們發現，後代注家們的闡釋就很不相同。
宋人輯錄的《孫子十家注》中，孟氏認為“道”為“權術”。孟氏曰：“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論替，人情訛偽，非以權術之道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心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眾，其心如一，可以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然而以權術為道，用權術收買人心，可以得一將一士之心，卻不可得天下人之心；可以騙天下人心於一時，卻不可歸天下人心於長久。蔣介石對屬於他的嫡係部隊的將士就很注意用權術來收買人心。他有一個小本本，專記重要將領及其父母的生日，到時親自賜予厚利。這一做法，也確實使一些人感激涕零，發誓為其效命。遺憾的是，蔣介石搗鬼有術，也有效，但有限，不僅無法盡收國人之心，就是連他統率的部隊也搞得嫡係與雜牌對立，爭鬥不休，乃至火並。其實孫子列為“五事”之首的道，指的是治國之道、得天下人心的“天地大道”。對這種治國之道，“天地大道”，荀子說得很透徹：“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議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無敵於天下”。《黃石公三略》說：“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戰爭不過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則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非常難能可貴的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孫子已猜測到了潛伏在“仁道”背後的經濟利益關係。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竹簡，除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外，還有五篇孫子佚文。其《吳問》篇講孫子回答吳王的問題：“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在回答範、中行氏先亡、智氏、韓、魏為次、晉國歸趙後，分析了導致這一結果的經濟原因。這就是先亡者製田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而“趙是（氏）製田，以百廿步為（婉），以二百卅步吻（畝），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王僉臣收，以禦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問》篇由此得出結論，決定天下興衰的“王者之道，口口厚愛其民者也。”這就清楚點明了，作為“五事”之首的“道”，是實實在在的王者“厚愛其民”的治國之道，是輕稅薄賦、主僉臣收、公貧民富的經濟之道。隻有首先切實奉行這樣的“道”，才能“令民與上同意”，才能萬眾一心地進行“有道之戰”。翻開一部中國史，我們看到誰實行主僉臣收、愛民富民的治國之道，誰就得人心、得天下；誰背離這條治國之道，實行主驕臣奢、掠民窮民的相反政策，誰就失人心，失天下。在反元起義中，朱元璋率軍南渡長江，攻克太平路城後，儒生陶安獻計說：“現在天下大亂，豪傑並起，攻城屠邑，互相爭雄。然而他們的誌向隻在子女玉帛，而非為了拔亂反正，安頓民生。你現在率軍渡江，隻要不嗜殺戮，順應民心，何愁天下不歸你所有!”朱元璋聞言大悟，嚴明軍紀，以保土救民為己任，廣收人心，終於由弱變強，削平群雄，建立明朝。可是同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樣，統治者在患難中、在決定命運的戰爭中，尚能記住“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的道理。一旦得到天下，其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便要故態複萌，變本加厲地壓榨民眾，使民不聊生，烽煙再起。惟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打破了這種王朝更替的曆史循環，使厚民富民的治國之道得到真正的貫徹。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不是以一個家族代替另一個家族，一種剝削製度代替另一種剝削製度，而是要消滅一切形式的剝削製度，讓普天下勞苦大眾都解放。她使盼了千年的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她使一無所有的工人得到了工廠，她使最大多數人得到了利益，她也就得到了天下最大多數人的支持。得“大道”者大昌，中國共產黨僅用二十八年的時間就贏得了一個新中國。但對勝利後的共產黨來說，能否在長期執政中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仍麵臨著種種考驗。前蘇聯的崩潰、東歐的劇變，已表明執政的共產黨如果不堅持社會主義，不堅持改革開放，不提高綜合國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保持革命的成果。前車之鑒的慘痛教訓，警策中國共產黨人要兢兢業業，不斷邁出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步伐，不斷開拓國富民強、民族振興的新境界。一個胸懷大誌、不謀私利的執政黨，如果不僅在患難之際，而且在勝利之時也牢記“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的千年古訓，那還有什麼不可戰勝的呢!
良將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
①也。（《計篇》）
【注釋】①智：智慧謀略。信：信守諾言、賞罰分明。仁：愛撫士卒、愛護民眾。勇：
勇敢果斷。嚴：執法嚴明。
【譯文】作為將領，必須具備智慧謀略、賞罰有信、愛撫士卒、勇敢果斷、執法嚴明等條件。
【解讀】在戰爭中，作為指揮者的將帥對戰爭的勝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孫子稱知兵之將是“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將帥能周全地輔助國家則國必強，將帥不能周全地輔助國家則國必弱。將帥是如此重要，那麼應用什麼樣的標準來選帥擇將呢?
孫子在《計篇》中提出了“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的著名命題；以是否具備“五德”作為評判將帥優劣的標準。應該說，孫子的良將“五德”是很全麵的。作為一位能指揮生死搏殺、複雜變局的優秀將領，有智，才能謀劃，而不可亂；有信，才能賞罰，而不可欺；有仁，才能附眾，而不可暴；有勇，才能果敢，而不可懼；有嚴，才能立威，而不可犯。這就是說，有了“五德”，才能臨危不亂、不欺、不暴、不懼、不犯，擔起克敵製勝的大任；有了“五德”，才能上馬可征，下馬可治，成為具有政治頭腦的軍事家。因此，曹操在作《孫子兵法》注時，高度評價孫子提出的“將德”，認為“將宜五德備也”。五德皆具，可謂全才，用之為將，堪掌帥印。帥才可寄之以國，可托之以孤。如西周之周公旦、三國之諸葛亮、明朝之徐達，就是五德皆備的優秀帥才。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全才難遇，帥才難求。因而在選帥擇將時，必須有所側重，允許有所偏廢。為此，孫子在排列五德時，首先突出一個“智”字。應該說，這是很有見地的，與他崇尚“上兵伐謀”的思想是一致的。與孫子同時的楚臣申包胥，在向越王獻計時，就具體闡述了與孫子相同的觀點。申包胥說：“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儒家講社會倫理，當然要以“仁”居首；兵家麵對你死我活的戰爭，強調以智取勝，自然“五德”要以智為先。以智為將德的第一條件，正反映了戰爭的特殊要求。作為衝鋒陷陣的將軍，智勇雙全是領軍的基本要求，當將軍的基本資格。如果僅懂仁義，而無智勇，不知兵道，則無益於戰事，連當將軍的資格都沒有。古人從殘酷的戰爭中早已認識到這一點，認為勇士尚可帶兵，智士可以主軍，惟匹夫匹婦之仁不可使知軍。當然，最理想的是既有智勇，又有仁信，“五德”俱全可以為賢將。孫子選將的“五德”標準，普遍適用於那些以對抗、競爭、拚搏為特征的人類活動領域。這些領域湧現出來的佼佼者，無論是指揮兵戰的將軍，還是組織商戰的企業家，都在智、信、仁、勇、嚴等某一方麵表現出了傑出的品格與才能。在商戰中以智勇勝者不勝枚舉。無錫農民企業家許福民深受《孫子兵法》的啟發，以智勇在生意場中連連取勝。他開辦養殖場時，運用生物鏈良性循環的道理，把他辦的奶牛場、養鴨場的糞便放入魚塘，為水中浮遊生物提供孽生條件，而浮遊生物正是魚類理想的食物。他養魚分層，上層水麵養青魚，中下層養鯽魚，充分利用了水麵。他與人在無錫鬧市辦“無錫烤鴨館”，用其養殖場的瘦肉鴨為原料，適合南方人胃口，開張後生意興旺。又把鴨內髒、肥肝銷往國外賺取外彙。許福民還把公司辦到國外，在澳大利亞購地辦起了農場。由於他足智多謀，短短的七年時間就使企業增值7倍。在商戰中以仁信勝者，也是不勝枚舉。傳說中國古代季布很守諾言，故有“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之語。日本商人很重視“季布一諾”的信用，日商藤田與美國猶太商人做生意，寧可虧本也要按合同規定時間內交貨，因而贏得了“銀座猶太人”的稱譽。整個猶太人生意界都信任他，與他大做生意，他因而發財致富。以威嚴勝者，我們不能不提到抗日戰爭中張自忠將軍的治軍名言：“我要一支鐵軍!”1938年，張自忠任第59軍軍長，率部奔赴台兒莊參加大會戰途中，老鄉舉報警衛營長孫二勇強奸了一個16歲的姑娘，張自忠當即下令：“槍斃”!孫二勇被綁赴刑場。槍響了，未中要害，孫二勇經老鄉發現救治，20天後又回部隊來了。張自忠見活著歸來的孫二勇麵容枯槁、破衣爛衫，就讓有關人員給他換衣服弄點好吃的，關起來聽候處理。第二天召集全體將軍會議，決定“再斃”!將軍們都流下了眼淚。再斃之時，張自忠給孫二勇辦了兩件事：一是請他吃“最後的晚餐”，滿桌酒菜，親自作陪。二是跟他作“特殊的告別”，張自忠的“告別辭”是：“放心走吧!我會替你多殺幾個鬼子的!”槍斃孫二勇兩天之後，這支鐵軍配合其他部隊終於取得了台兒莊大戰的勝利。現代企業管理尤其需要遵守嚴明的紀律，執行嚴格的規章製度。日本鬆下電器公司總經理山下俊彥的《山下俊彥經營語錄》中就有一條：“職員們要生存下去，應當歡迎嚴厲的領導。”首都鋼鐵公司的企業管理經驗中，有一條“三個百分之百”：規章製度必須百分之百的執行；違反規章製度必須百分之百的登記上報；違規違製的舉動即使沒有造成損失，都要百分之百的扣除當事人當月獎金，有關負責人也得相應受罰。
“三個百分之百”製度實施後，全公司沒有再發生過嚴重停產事故。聽計與造勢將聽吾計
①，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
②其外。勢者，因利而製權
③也。（《計篇》）
【注釋】①將聽吾計：一說，“將”作為“聽”的助動詞解，意為如果能聽從我的計謀。另一說，“將”指將領或吳王闔閭。②佐：輔助。③製權：根據實際情況，采取應變措施。
【譯文】如果能夠聽從我的計謀，指揮作戰一定勝利，我就留下；如果不能聽從我的計謀，指揮作戰一定失敗，我就離去。采納了有利的計策後，還要設法造勢，以輔助作戰的進行。所謂“勢”，就是根據情況是否有利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解讀】上兵伐謀，先計後動，是孫子軍事思想一再強調的觀點。
然而如果有了好的計謀，君王與將領不采納、不聽從，必然導致戰爭的失敗，策劃計謀的智能之士必須及早離去。因此，定計之後，君王與將領能否聽計，就成為影響戰局勝負的關鍵所在。孫武向吳王闔閭獻兵法十三篇後，吳王聽從了孫武之計，孫武就留下來幫助吳王完成了破楚爭霸的大業。與此相反，秦昭王沒有聽從白起之計，白起又沒有設法果斷脫身，則導致了一場悲劇。當時秦昭王決定發兵攻打趙都邯鄲，白起勸諫說：
“邯鄲實在是不容易攻破，而且諸侯要援救，一天內就可以抵達。那些諸侯很久以來就怨恨秦國，如今秦國雖然攻破長平的趙軍，而秦軍也死傷過半，國內兵力空虛，跋山涉水去進攻趙國的都城，如果趙軍從內應戰，諸侯從外攻擊，秦軍必定失敗，所以不能這樣做。”秦昭王不聽勸諫，讓應侯範雎去勸白起率軍攻趙，白起托言生病加以拒絕。秦昭王隻好改派王齙為將，結果沒有攻下邯鄲，反而使秦軍損失慘重。白起聞訊說道：
“不聽臣下計謀，如今怎麼樣?”秦昭王聽到後極為生氣，強令白起出兵，白起假托病重，拒不出兵。秦昭王大怒，貶白起為士伍，先把他流放，後逼白起自殺。這就是不聽計而留的教訓。聽計，隻是解決作戰一方內部的戰略問題。而作戰是敵我雙方較量，因而在聽計之後，還必須解決外部的造勢問題，這樣才能推動戰局的順利展開。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兵入關南犯，京師告急。中原李自成起義軍擁眾號稱百萬，連營五百裏，聲勢十分浩大。明王朝陷於內外交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李自成準備以明軍左良玉為目標，首先攻取襄陽。對此，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攻打襄陽，駐守汝寧的楊文嶽就會率兵攻擊我軍背後，對我不利。而左良玉剛剛打了敗仗，對我軍心存畏懼，我軍攻打勢力孤單的汝寧，其必不敢來救，應該先打汝寧。這樣取勝把握較大，又可避免進軍襄陽時腹背受敵之憂。李自成采納了這一好計，於當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向汝寧發起了攻擊。楊文嶽偵知起義軍南下攻擊自己，便親率保定兵布陣於汝寧城西，將四川兵布陣於城東，企圖兩麵呼應，背城死戰。針對明軍的這一部署，李自成采取先弱後強，各個擊破的戰法，以一部分兵力進攻保定兵，以主力攻擊實力較弱的四川兵。經過一晝夜激戰，首先將四川兵擊潰，然後集中全部兵力形成優勢，進攻城西的保定兵。保定兵因勢孤力單，很快也被擊潰。楊文嶽急忙收拾殘兵入城，企圖負隅頑抗。起義軍乘勇四麵環攻，於十四日將汝寧攻破，全殲守敵。汝寧攻破後，起義軍轉鋒攻擊襄陽，左良玉聞風而逃，李自成兵不血刃地乘勢占領了寰陽。聽計與造勢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麵。聽計，統一內部戰略後，才能在戰場上對外造勢；而戰場造勢，又是一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不斷再變計、再聽計、再定計的過程。
孫子提出“勢者，因利而製權也”的深刻命題，就把因利而動、隨機應變的再變計、再聽計、再定計作為造勢的基本內涵。這樣，就賦予戰場造勢活動以活躍的靈魂、高度的智慧和神出鬼沒的變化。而深得造勢真諦的軍事家也因此而演出了一場場驚天地、泣鬼神、令世人讚歎不已的戰場活劇。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戰鬥後，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將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是急忙變更部署，集結重兵於黔陽、洪江地區，布成一個口袋等著紅軍往裏鑽。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不按照已變化的情況改變行動方針，而是機械地主張前往湘西。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堅決主張放棄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甩開敵人，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稍有一個休整補充的機會。毛澤東的這個主張得到中央軍委大多數人的讚同而獲通過。紅軍在占領通道後，立即進入貴州東部，占領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主張，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12月底，紅軍前衛部隊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這時左傾冒險主義提出：不要過烏江去遵義，應回頭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在貴州烏江南岸的猴場召開會議，重申了創建川黔邊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嚴肅地批評了不顧條件硬要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這樣，紅軍隨機應變，因利製權，渡烏江，占遵義，終於取得了長征的主動權。孫子關於在聽計與造勢過程中“因利而製權”的策略思想，對各種創造性領域的決策開拓者都有啟示意義。1973年的中東石油危機給西方經濟以沉重打擊，迫使西方各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繼續在傳統的製造業上下功夫，雖一度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經濟成就，終因後勁不足而在90年代放慢發展速度，並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挫傷。而美國從裏根政府開始，在廣泛聽取專家意見後，決定另辟新路，支持當時還不起眼的信息產業。90年代克林頓總統上台後更是隨機應變，因利製權，力主將科技從軍用轉向民用，大力發展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技術和產業。1994年美國的研究和開發費用達到1690億美元，超過日本、德國、法國、英國1560億美元的總和。1996年美國企業在信息技術和設備上的投資達到2120億美元，大大超過在工業設備方麵1300億美元的投資。1997年底美國45％的家庭擁有電腦，因特網用戶占全世界的54％。由於加快了知識經濟的發展速度，自1993年以來，美國工業生產增長的45％是由信息產業帶動的，信息產業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發展新型的知識經濟上，美國的因利製權與日本的因循守舊，在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益與沉痛的教訓。
兵者，詭道也兵者，詭道
①也。故能而示
②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
③之，卑而驕之，佚
④而勞之，親而離之。（《計篇》）
【注釋】①詭道：詭詐的行為。曹操注：“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②示：示形、偽裝。③撓：挑逗。④佚：通“逸”。
【譯文】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的行為。所以，有能力進攻或防守卻要裝作不能進攻或防守，本來要打卻裝作不要打，要在近處行動卻裝作要在遠處行動，要在遠處行動卻裝作要在近處行動。對於貪利的敵人要用小利引誘它，對於處於混亂狀態的敵人要乘機攻取它，對於力量充實的敵人要防備它，對於強大的敵人要暫時避開它，對於易怒的敵人要用挑逗的辦法去激怒它，對於鄙視我方的敵人要使其更加驕傲，對於安逸的敵人要設法疲勞它，對於內部親和的敵人要設法離間它。
【解讀】“用兵重道”與“兵者詭道”這兩個重要的軍事命題看似對立，其實並不矛盾。《孫子兵法》注家張預說：“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草廬經略.詭譎篇》說：“仁義之兵，不用詭譎，此宋襄、成安之跡，安得不敗也?”《乾坤大略.
自序》說：“所有既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這些論述闡明了“用兵重道”與“兵者詭道”這兩個命題處於軍事學的不同層麵上。“用兵重道”說的是戰爭的性質，強調用兵的正義性、人民性，這是用兵的“正道”；“兵者詭道”說的是用兵的戰術，它是輔佐“正道”而施行的“奇道”。失去“正道”則兵失其本；不用“奇道”則“正道”難行。所以《黃石公三略.中略》總結說：“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或反用兵的真實意圖而行動，或掩蓋事實的真實麵目而行動，或順應敵人的某些主觀願望而行動。總之，要以假象掩蓋真相，以形式掩蓋內容，造成對方的錯誤，達到出奇製勝的目的。孫子歸納的12條行詭之術，可謂軍事謀略的智慧總結。1．“能而示之不能”。例如，公元前200年，韓王信反叛朝廷，劉邦親自率軍出征。韓王信私下與匈奴相勾結，企圖合力進攻漢軍。劉邦聞訊大怒，就派使者到匈奴去探聽虛實。匈奴單於把肥大的牛馬藏匿起來，讓強壯的騎士隱蔽起來，使漢使隻看到一些年老的和瘦弱的牲畜。漢使駕車偵探了10次，都弄不清匈奴的底細。劉邦又派劉敬再度出使匈奴。劉敬回來報告說：“敵對國家相互攻擊的時候，應該矜誇炫耀，盡量顯示出自己的長處。這次去匈奴，隻看見一些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卒，這必定是故意顯露他們的短處，卻埋伏著奇兵來爭利。
我認為不能去攻打匈奴。”劉邦沒有聽取這個意見，親自率軍攻打匈奴，結果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了七天七夜才得以解脫。2．“用而示之不用”。例如，公元1385年，思州少數民族反叛明朝，朝廷派湯和為征虜將軍，周德為副將，率軍前往鎮壓。叛軍聽說明朝大軍開到，多逃匿山穀之中。湯和等率軍到達後，於諸洞分屯立柵防守，並命士兵與當地百姓共同耕作。
時間一久，叛兵不再懷疑明軍有其他意圖，紛紛出山，湯和誘俘其首領，叛兵潰散，湯和留兵戍守其地。3．“近而示之遠”。例如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踐率軍大舉攻吳，吳王夫差率軍迎擊，雙方於笠澤夾水對陣。越軍決定從當麵渡江攻擊，但為了隱蔽企圖，故意派出小股部隊從距敵較遠的左右兩側利用夜暗鳴鼓佯渡。夫差受騙，分兵迎戰。越軍主力便乘機渡江，出其不意地實施正麵突擊，大敗吳軍。
4．“遠而示之近”。例如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率20萬大軍自應天出發，進入太湖，揚言攻打平江，實則向湖州進軍。徐達在粉碎太湖諸島張士誠部隊的抵抗後，突然間出現在湖州城下並將之包圍，在張士誠派出的增援部隊被殲後，湖州守將李伯升開城出降。5．“利而誘之”。例如秦朝末年，劉邦領兵進攻關中，一路收降略地，進抵武關。劉邦采納張良的計謀，派酈食其和陸賈去遊說秦將，用重金利誘秦將。秦將果然願與劉邦聯合。劉邦趁秦軍懈怠之機，出兵突襲，迅速攻破了武關。6．“亂而取之”。例如公元383年，東晉軍於洛澗（今安徽懷遠南）大敗前秦軍，迫使秦軍沿淝水西岸布陣，晉將謝玄利用秦主苻堅驕傲的心理，聲稱願意渡河與秦軍決一勝負，要求秦軍先後退一步。苻堅也想利用這個機會誘使晉軍渡河，乘其半渡而擊之，於是命令部隊稍向後退。但一退不可遏止，造成陣勢混亂，晉軍乘機搶渡淝水，大敗秦軍。7．“實而備之”。例如公元1595年，韃靼永什卜部侵犯南州被擊敗後，明朝西寧參將達雲判斷韃靼一定會再來進攻，於是集結重兵嚴陣以待。一月之後，永什卜果然聯合浩爾齊部入犯西寧，結果因西寧軍防守堅固，攻不能破而退走。達雲追擊數十裏而還。8．“強而避之”。例如公元前154年，漢景帝為平定七王之亂，派周亞夫率軍東攻吳、楚。周亞夫見吳楚聯軍兵勢強盛，難與爭鋒，采取了“以梁委之，絕其糧道”的謀略。於是進據昌邑，避而不戰，聽任吳楚聯軍進攻梁軍，以便利用梁地拖住敵方。後進至下邑，仍深溝高壘，堅壁固守。等到吳楚聯軍饑疲不堪而不得不撤退時，周亞夫才率軍乘勢追擊，大破吳楚聯軍。9．“怒而撓之”。例如公元前203年，漢軍乘項羽東攻彭越之機，圍攻成皋。楚將曹咎起先按照項羽“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的告誡，堅守不出。後來由於漢軍連續挑戰和辱罵，曹咎一怒之下，便率部出擊。漢軍趁楚軍半渡汜水時發起進攻，取得很大勝利。10．“卑而驕之”。例如春秋時，庸人趁楚國鬧饑荒之機攻楚。第一次交鋒，楚軍敗下陣來。有人主張傾巢出動，立即向庸人發起進攻。師叔則說：“不行，不如再和他們交戰，我們繼續敗退。這樣庸人就會驕傲起來。敵人驕傲，我們奮發，然後才能取勝。”楚王認為師叔言之有理，就依其言接連與庸人交戰，屢戰屢敗，一連退卻了七次。庸人本來就缺乏組織性，連連獲勝，便認為楚國不堪一擊。及至後來，庸人竟不再設防。於是，楚王動員全軍，分兩路展開猛烈的攻擊，很快消滅了庸國。11．“佚而勞之”。例如公元前512年，吳王闔廬準備大舉攻楚，孫武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加以勸阻。吳王於是根據伍員的建議，把吳軍分為三軍，輪番襲擾楚軍，連續六年忽南忽北地騷擾楚國邊境，使楚軍疲於奔命，為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創造了條件。12．“親而離之”。例如東漢初，耿弇率軍進攻張步，連戰皆勝，張步被迫逃奔平壽。這時，蘇茂帶領一萬餘人，前來援救張步，與張步會合在一起。劉秀得知這一情況，派人去告訴張步、蘇茂，能誅殺對方而投降的，給予封侯。張步迫於窮途末路，遂即殺掉蘇茂，來到耿奔軍營門前，請求歸降。聯奔用驛車把張步送往洛陽，自己率軍平定了平壽城。商戰如同兵戰，許多精明的商人與企業家把孫子的“十二詭道”同樣演繹得淋漓盡致，變幻無窮。例如1815年，當英軍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拿破侖後，首先獲得這一新聞的英國人奈森.羅斯茲爾德，在交易大廳裏佯裝得知英國戰況不利，故意拋售公債。此舉引起連鎖反應，公債價格很快跌入低穀。
此時，奈森又突然停止拋售，轉而以低價大批買進。幾天後，英軍獲勝的消息傳出，公債價格暴漲，奈森獲得了巨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戰，也必須講經營謀略。但是我們在運用孫子的“十二詭道”時，選擇的策略手段應受到社會主義法製與道德的約束，應把“兵戰重道”的原則與“兵者詭道”的謀略盡可能統一起來。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戰，才不會因使用謀略性的詭道而滑到坑蒙拐騙、違法亂紀的邪道上去。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
①，不可先傳
②也。（《計篇》）
【注釋】①勝：佳境、奧妙。②不可先傳：不可以事先具體規劃。
【譯文】要在敵人沒有準備的狀態或在敵人沒有設防的地方實施攻擊，要在敵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采取行動。這種隻有軍事家才能達到的高超境界，不可以事先具體規劃，而必須在戰爭中根據情況變化靈活運籌。
【解讀】孫子在列舉了“詭道”的十二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之後，用“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八個字作總結，這就點出了“詭道”十二術都要以此八字為依歸。“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孫子兵法“詭道”的精髓，是戰術選擇的總則。對這一精髓的領悟，對這一原則的運用，孫子還強調“此兵法之勝，不可先傳也”，這就更突出了它的隨機應變，因利製權的高度靈活性、智謀性。在利劍白刃之上拚實力，在刀光劍影中拚消耗，並不是孫子崇尚的善戰者的形象。僅靠赤膊上陣、硬拚蠻殺，隻是匹夫之勇。善戰的軍事謀略家重在“伐智”、“伐交”、“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就需要靈活的運用“詭道”，特別是把握住“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活的靈魂。為此，以後的曆代兵家都把這八字戰術總則視為珍寶，推崇備至。《孫臏兵法.威王問》認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以一當十”之“道”。諸葛亮在《怡軍》篇中也寫道：“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與陣，出其不意。”把“攻其無備”視為克敵破城的要訣，把“出其不意”
看作是陷陣略地的妙法。如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在兵法十三篇中多次作了具體論述，其要點有：
第一，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孫子在《虛實篇》中說：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所攻之城根本無守，當然攻而必拔；所守之城根本無攻，當然守之必固。實施這一必勝戰術的關鍵在於軍事家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智謀找出敵之不守作為自己的攻擊點，預計敵之不攻作為自己的固守點。例如公元前124年，漢武帝遣衛青、李息等率兵出擊匈奴。匈奴右賢王正當漢軍打擊的方向，卻以為漢軍無法趕到自己的駐地，因而整天飲酒作樂，不加戒備。衛青得知這一情況，當下派出一支輕裝騎兵，迅速趕到匈奴右賢王駐地，把右賢王所部匈奴兵包圍起來。右賢王看到漢軍突然而至，大為驚恐，潰圍而逃。衛青所部經過一番追擊，俘虜匈奴一萬五千餘人，牲畜數以百萬計，大勝而歸。第二，《虛實篇》又說：“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不趨，指敵人無法急救的地方，漢簡、《太平禦覽》均作“必趨”，也就是“攻其必救”的意思。運用“攻其必救”這一戰術的成功戰例，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其中劉鄧大軍發起的隴海戰役是極為精彩的一例。1946年6月底，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其南線兵力集中圍攻中原解放區，並進犯蘇皖邊解放區，隴海線徐州至開封段和這一段的南北廣大地區，隻駐有兩個整編師和保安團隊。晉冀魯豫野戰軍決心發起隴海戰役，迫使敵軍回援，以策應中原解放軍的突圍和華東戰場的作戰。劉鄧親率野戰軍主力三個縱隊，在地方武裝配合下，展開這一戰役。8月10日夜，野戰軍兵分兩路，急行軍秘密通過敵人密布據點的60裏縱深地區，在數百裏寬的正麵上，突然向敵發起攻擊，至12日，即控製鐵路一百餘公裏，攻克車站十餘處，殲敵5000人。蔣介石眼看開封受威脅，急忙從圍追中原解放軍的國民黨軍隊中抽調三個整編師回援。接著，劉鄧又於8月13日越過隴海線南下，先後攻占杞縣、通許、虞城等地，殲滅蔣軍整編五十五師的181旅和29旅的一個團及部分保安團。整個隴海戰役，劉鄧大軍獲得了奇襲殲敵一萬六千餘人的重大勝利。“趨其所不意”，也就是出其不意的意思。能否找到敵人意料不到的攻擊點，這是能否以奇兵致勝的關鍵。公元1852年5月，洪秀全等率太平軍攻占道州。道州四麵環山，隻有一線之道可以通行，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尾追太平軍而來的一萬二千餘清兵，都是被太平軍屢次擊敗的疲憊之師，隻能圍堵，不能強攻。於是，太平軍在此獲得休整補充的機會。當時，朝廷已從各地征調重兵雲集廣西，而湖南的兵力卻比較空虛，而且會堂盛行。經過充分討論，分析利弊，太平軍領袖們決定進兵湖南、湖北，然後奪取金陵，這樣既可避實擊虛，又可取得比較好的群眾基礎。這一出其不意的決策一經實施就取得了奇效，次年3月就攻占了金陵，定為都城。第三，詭詐藏形，令敵失備。要“攻其無備”，不能單靠敵人的疏忽大意，在許多情況下更要靠運用謀略，調動敵人，令敵失備。其中最常用的戰術就是用各種手段詭詐藏形，迷惑敵方。《淮南子.兵略訓》說：
“用兵之絕，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
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總之，要使用各種假象，首先讓對方放鬆警惕，然後再“攻其無備”。例如春秋時，鄭武公欲並胡國，先以其女妻之。並故意問大臣說：“吾欲用兵，誰可伐者?”
大臣關其思說：“胡可伐。”鄭武公佯怒說：“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將他一刀刺死。胡國君臣聞說此事，十分感動，以為鄭國是自己的保護神，不再提防。於是“鄭襲胡，取之”。趙襄子襲殺代君，移其國祚，也是先以其姊為代君夫人，用郎舅關係蒙蔽了代君的戒心。可見，古來敗兵破國，不少是誤信於敵，無備取敗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兵戰中的製勝奇策，也是商戰中的開拓高招。1975年，印度商人莫漢.梅真尼在美國掀起了一場牛仔褲革命，打破了多年來主要是男人天下的局麵。這個局麵的打破，梅真尼使出了三個奇招：一是把傳統的、多為農場工人和城市工人穿的牛仔褲，改為高級的、供上流社會名媛淑女穿的時裝褲。經設計師別出心裁，設計裁製成的這種新型緊身牛仔褲，穿在婦女身上，使她們嬌軀的曲線美更加突出，更顯得婀娜健美，青春活躍，合乎女人愛關的天性。第二招是品牌。商品社會裏，商品能否暢銷，與品牌大有關係。梅真尼專為美國婦女設計縫製的牛仔褲，用紐約市一位芳名叫歌羅莉亞.範德比爾特的名女人的姓“範德比爾特”做品牌名稱。第三招是廣告。美國在1975年之前，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牛仔褲，是不上電視廣告的。梅真尼一改美國人這種做法，在美國電視大量插播廣告，為他的“範德比爾特”女用牛仔褲廣做宣傳，開啟牛仔褲在美國上電視廣告之先河。在插播電視廣告之前，牛仔褲存貨有15萬條，但範德比爾特小姐現身熒光屏的廣告一播，隨即銷售一空。他說，這一次的電視廣告費共達100萬美元，但收效之大，出乎意料。莫漢.梅真尼成功的女士牛仔褲革命證明，商戰中最高明的行動是“出其不意”，想到了競爭對手未想到的顧客的潛在需要，看到了競爭對手未看到的有前景的潛在市場；然後“攻其無備”，抓緊進入壁壘最小的潛在市場，運用奇招，反常出擊，捷足先登，全力開拓。當然，沒有硝煙的商場同樣千差萬別，變幻莫測，在具體運用“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兵法之勝”時，也“不可先傳”，而必須視市場需求態勢的變化、競爭對象的強弱而采取棋高一著、出奇反常的營銷謀略。
廟算決勝夫未戰而廟算、
①勝者，得算多
②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計篇》）
【注釋】①廟算：春秋時期興師作戰之前，要在廟堂舉行會議，策劃作戰方略，預測戰爭勝負，這就叫“廟算”。②得算多：指計算、策劃周密，獲勝條件多。算，古代計數用的籌碼，這裏引申為勝利條件。
【譯文】在戰爭開始之前，廟算能夠勝過敵人的。是因為計算周密，勝利條件多；開戰之前，廟算不能勝過敵人的，是因為計算不周，勝利條件少。計算周密，勝利條件多，可以勝敵；計算不周，勝利條件少，不能勝敵：而何況根本不計算、沒有勝利條件呢!我們從這些方麵來考察，交戰雙方誰勝誰負就可以看出來了。
【解讀】古代交戰雙方在開戰前，最高決策者首先要在廟堂舉行會議，測算雙方綜合實力，謀劃作戰大計方略，預計戰爭勝負趨勢。這就是作為軍事最高決策會議的“廟算”。“老臣帷幄算，元宰廟堂計”，“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說的都是“廟算”的重要性。孫子十三篇，以《計篇》為始；而在計謀運籌的各個層次中，又當推“廟算”為最重要，因而孫子將“廟算”測勝作為《計篇》的最後歸結段。那麼，如何進行具有戰略性、全局性的“廟算”測勝呢?孫子從三個方麵作了發揮：第一，先算勝後算。戰爭事關人民生死、國家存亡，因此在決定要不要開戰，如何開戰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時，一定要首先在代表“社稷”
的宗廟內召開最高軍事決策會議。成大事者必三思而後行，舉大兵者當先計而後動。隻有首先在廟堂上將要不要開戰的利害權衡好，將如何開戰的策略謀劃好，才可增加行動的預見性，避免作戰的盲目性。因此，《管子.七法》說：“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密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尉繚子.戰威》也認為：“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孫子是兵家權謀派，以長計善謀為特色，自然更是強調“廟算”中先計而後行、先算勝後算的重要性。孫子這個重要思想的正確性，一再為古今中外的許多戰爭實踐所證明。1941年12月17日，日軍以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磯為指揮，以第3、40師團和獨立第9旅團為基幹，配以炮兵、工兵、戰車和艦艇部隊約七萬餘人，對長沙發動了第三次進攻。由於日軍以全力傾注太平洋戰爭，不僅阿南所部已抽調出一部兵力，而且自第二次長沙會戰後，武器彈藥均未得到補充，在兵員減少、糧食短缺的情況下，根本不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裏的阿南，指揮日軍一味冒險深入，結果陷入國民黨軍第9戰區反包圍之中。第9戰區指揮官經周密計議後，采用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將日軍誘至長沙附近後四麵包圍，並切斷其後路。日軍依靠空軍援助，經過十餘天苦戰，雖然最後突圍，但損失慘重。第二，多算勝少算。孫子在如何“廟算”中，提出了“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的重要運籌思想。何謂多算?何謂少算?何謂無算?
從孫子兵法《計篇》的內容看，“算”應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計算，即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和條件權衡，看誰的優勢多。在這裏，孫子提出了“經之以五事”，從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麵全麵比較交戰雙方的綜合實力；“校之以七計”，從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等七個軍事條件，具體權衡交戰雙方製勝優勢。“經之以五事”與“校之以七計”，實際上是從宏觀戰略層麵來進行多側麵的勝負決算。二是謀算，即根據雙方的綜合實力與具體條件來謀劃製定作戰方案。《計篇》後半部分講的“因利而製權”、“詭道”十二術以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戰術總則，都是講的具體作戰方略、戰術的謀算。在“廟算”中隻有把戰略上的計算與戰術上的謀算結合起來，才是真正周全的“多算”。
隻考慮某一層麵或某一側麵，則為“少算”。不加籌劃，一意孤行，那就是“無算”了。多算勝少算，無算則一點取勝的希望都沒有。孫子的這一重要“廟算”思想的正確性，也為以後的戰爭實踐所一再證明。例如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命令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發兵25萬，北伐中原。大軍臨發之前，他召集諸將從戰略與戰術兩個方麵商討北伐之計。常遇春說：
“現在南方已經平定，我們兵力有餘，應該直搗元都，以我百戰百勝之兵，對付其久逸之卒，可以很快取勝。元都已克，我們乘勝長驅，其餘各地就會建瓴而下了。”朱元璋全麵分析了雙方的實力後說：“元都建立百年之久，城守一定很堅固。如依你言，懸師深入，就會受阻於堅守之下，糧餉運輸供應不上，敵援兵從四麵集來，對我們不利。我們應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
繼攻河南，斷其羽翼，再拔潼關而守之，據其門戶。這樣天下形勢被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其勢孤援絕，不戰可以克服。元都既克，我們再揮兵向西，則山西、陝西、甘肅可席卷而下。”
徐達等出兵後依計而行，步步深入，順利地完成了北伐任務。第三，得算多勝得算少。
對戰爭勝負的預測，從主要依賴廟堂占卜到依靠廟堂決算，這是古代軍事觀的一大進步。孫子認為開戰之前，可以決勝於廟堂，而廟堂決勝又基於“五事”，“七計”等綜合實力、軍力的比較與切合實際、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謀劃。在這諸多因素的比較中，考量得算的多少，“勝負見矣”。對此，孫武的後人孫臏發揮說：“眾者勝乎?則投算而戰耳。”他也把“廟算”中得到計算籌碼的多少作為能否開戰、能否獲勝的依據。
當然得算的多少並不是絕對不變的，隨著戰爭的發展，得算多可以轉化為得算少，得算少也可以轉化為得算多。毛澤東同誌在其著名的《論持久戰》中，全麵分析了中國與日本在大國與小國、弱國與強國、戰爭的進步與退步、國際上多助與寡助等方麵的各自優勢與劣勢，有力批判了亡國論與速勝論。據此，毛澤東認為，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製度的崩潰。毛澤東把事物辯證轉化的思想帶進了得算多少的動態比較，從而進一步深化與推進了孫子的廟算思想。孫子關於廟算決勝的思想，不僅為古今中外軍事家所推崇，而且已被廣泛地運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要製定正確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戰略，就不能不遵循先算勝後算、多算勝少算、得算多勝得算少的基本運算法則。以一個企業來說，隻有算在敵先，才能比競爭對手有超前一著的市場開拓與產品開發戰略；隻有多謀多算，才能正確估量分析競爭各方的優勢與劣勢，製定正確的企業發展戰略；隻有懂得事物轉化的辯證法，促成競爭雙方優勢與劣勢的轉化，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得算更多，才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總之，在製定企業的發展戰略與競爭策略時，全麵而正確地運用孫子的廟算法則，這是關係到企業競爭勝負、值得企業家花大力氣去抓的一件頭等大事。
作戰第二知兵之將其用戰也勝
①，久則鈍兵挫銳
②，攻城則力屈
③，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④，則諸侯乘其弊
⑤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⑥，糧不三載
⑦；取用於國，因
⑤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生民
⑨司命
⑩，國家安危之主
B11也。（《作戰篇》）
【注釋】①用戰也勝：用兵作戰宜速勝。②鈍兵挫銳：軍隊疲憊，銳氣挫傷。③力屈：力量耗盡。④殫（ｄāｎ丹）貨：經濟枯竭。⑤弊：疲困、危機。⑥籍：征集兵員。⑦載：運載、運送。⑧因：依靠。⑨生命：民眾。⑩司命：古星名，借喻為命運的掌握者。B11主：主宰。
【譯文】用龐大的軍隊作戰，要求速勝，久拖則使軍隊疲憊、銳氣挫傷，攻城就會耗盡力量，軍隊長期在外作戰就會使國家財政經濟發生困難。軍隊疲憊、銳氣挫傷，軍力耗盡、經濟枯竭，諸侯就會乘此危機起而攻之，到那時即使有智者也不能挽回危局了。因此，用兵打仗隻聽說寧拙而求速勝的，沒見過求巧而久拖的。用兵久拖而有利於國家者，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不能完全懂得用兵害處的人，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好處。善於用兵的人，兵員不一再征集，糧草不多次運送；武器裝備從國內取用，糧秣在敵國就地解決，這樣軍隊的食用就可以充足了。所以用兵作戰最貴速勝，不宜久拖。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將帥，是民眾命運的掌握者，是國家安危的主宰者。
【解讀】“廟算”既定，將帥將揮兵出征。因而《計篇》之後就是《作戰篇》。領兵作戰，關鍵在將帥。孫子將《作戰篇》最後落腳處放在“知兵之將”上；並把“知兵之將”的責任，提高到“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的高度，確實很有見地。當然“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的提法，用現在的觀點看，忽略了士卒與民眾的決定性作用，帶有英雄史觀的色彩。領兵作戰，必須有知兵之將。那麼，何謂“知兵之將”呢?
毫無疑問，“知兵之將”從自身素質講，應該具備良將五德，但這還不夠。從指揮作戰的角度看，“知兵之將”還應懂得戰爭對人力、物力、財力的依賴關係，從而自覺地把握“四知”，按照冷兵器時代作戰的客觀規律去贏得戰爭的勝利。第一，要知愛民為本。贏得戰爭的根本在得道、得人心，但兩軍交戰又必然會給民眾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生民之司命”的“知兵之將”，就必須懂得在戰爭中愛護民眾，盡可能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以贏得人心。秦末時，楚懷王與諸將約定，誰先攻入關中，就為關中王。諸將沒有認為先入關是有利的。惟獨項羽願同劉邦西進入關。懷王的謀臣分析說：“項羽為人，性情急躁而凶悍，又好使狡詐害人，他先前攻打襄城，城破後沒留一個活口；他所經過之處，沒有不殘殺毀滅的。前陳涉和項梁都遭失敗，不如變更方法，派遣一位寬厚長者，持仁義而西進，告諭秦地父兄以寬容愛民之道。秦地父兄苦於秦政很久了，如今真能得到一位寬厚長者，愛撫民眾而不施加暴虐，是可以攻下秦地的。項羽是一個暴躁凶悍的人，無法擔當此任，不可派他去。隻有沛公（劉邦），胸懷寬厚長者的氣度，可以信賴。”以後西進作戰的過程，果然如謀臣分析的那樣。項羽暴虐，雖打了不少勝仗，但也失去許多人心。而劉邦寬厚德民，與秦人約法三章，奠定了以後一統天下的基礎。第二，要知用兵之害。將帥指揮龐大的軍隊長期在外作戰，如果久拖不勝，就會使軍隊疲憊、銳氣挫傷，軍力耗盡。國家財力枯竭，諸侯也會乘機而攻之，造成外困內患的危急形勢。因此，作為“國家安危之主”的“知兵之將”，如果“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兵為雙刃凶器，可傷敵也可傷己，隻有懂得在一定條件下利害可以相互轉化的道理，才能防患於未然，確定正確的作戰方略。公元1643年4月，滿清多羅豫郡王多鐸見清兵連年征戰，造成國庫空虛，民不聊生，認為應該暫停戰爭，讓人民休養生息，為清統一中國奠定雄厚物質基礎。於是他向清太宗皇太極建議說：“自古以來，凡是用兵打仗，都是因為不得已而為之。如果自恃自己力量強大，違背正義原則四處征伐，上天也不會保佑他。我分析觀察天下形勢，似乎應該暫停用兵為好。我們把主要精力用到解決國內問題上，特別是要把發展農業作為當務之急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這樣老百姓才能豐衣足食，國家也才能有支持長期戰爭之需的雄厚物質基礎。”多鐸這一富有戰略遠見的建議實施後，很快收到了顯著成效。第三，要知取敵之利。如何妥善解決戰爭消耗與後方補給困難的矛盾，孫子完整地提出了“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的後勤保障方略。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麵要盡量減少國內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供給，另一方麵盡可能在敵國就地解決糧秣、兵器，善待和使用俘虜，以“取敵之利”。這樣，就能借助敵方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使自己強大起來。皇太極統一中國之前就曾在休養生息、壯大自己的同時，巧妙地“因糧於敵”，“取敵之利”。公元1633年6月，皇太極詢問諸王大臣，攻伐明軍、察哈爾、朝鮮三者，以誰為先?禮部尚書薩哈璘說：“應該以寬仁對待朝鮮，防守對待察哈爾，專門征伐明軍。因為緩攻明軍，它就會日益鞏固而不可戰勝。應該在今年秋天莊稼剛熟而進兵，借敵之糧資助我軍，下步進兵更有基礎。到時我留少量兵力，防守察哈爾，先派騎兵往來襲擾明軍，再選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關，切斷北京四路，根據地形，占據糧足之地，乘機出擊，二三年內，大功就可告成。”皇太極依計而行，很快使自己“勝而益強”。第四，要知“兵貴勝，不貴久”。用兵越久，消耗越多；取勝越速，消耗越少。因此減少戰爭消耗的理想辦法，自然是速戰速決。為了取得速勝，“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李贄：《孫子參同卷二》）例如，兩漢之際，更始將領朱鮪據守洛陽，趁劉秀大軍北征而河內空虛的機會，派部將蘇茂、賈強領兵進攻溫縣。檄文傳到河內，寇恂馬上集結部眾，急驅迎戰，並傳令下屬各縣火速發兵，到溫縣城下會師。軍吏們全都勸阻說：“眼下洛陽大軍渡過鞏河，前後不絕，我們應該等到各縣軍隊到齊，並做好充分準備後，才能夠出戰。”寇恂說：“溫縣是本郡的屏障，如果溫縣陷落，那郡城就守不住了。”於是率部和敵軍交戰，恰好馮異派兵趕來救援，各縣的軍隊也及時趕到。寇恂命部眾在城上呐喊，大呼“劉秀大軍來了”。蘇茂的部眾聽到後，陣列躁動。寇恂乘勢進去，大破敵軍。孫子關於“知兵之將”應該在作戰中把握“四知”的論述，對今天從事商戰的企業家同樣有啟示作用。企業在市場競爭的搏殺中，同樣要消耗人力、物力、財力。如果企業家不知以愛民為本，不知用兵之害，不知取敵之利，不知“兵貴勝，不貴久”，而一味橫衝直撞，一意盲目擴張，最後也會因“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而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一度財大氣粗的中國某集團公司，曾以其先進的電腦產品獲得聲譽。後來公司決策者頭腦發熱，搞了某種藥物新產品，又不顧財力製約把巨額資金投入房地產。結果資金擱死在房地產上，新產品的市場又打不開，原來興旺的企業一下子跌入了麵臨破產危機的低穀。
從這個集團決策者的失敗教訓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商戰中的企業家能否成為“知兵之將”，確實是維係著企業安危的關鍵所在。
謀攻第三不戰而屈人之兵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
①，破國次之
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③。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④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
【注釋】①全：保全、全勝。上：上策。②破：擊破、打垮。③軍、旅、卒、伍：古代軍隊的編製單位。舊說12500人為軍，500人為旅，100人為卒，5人為伍。
春秋以後，各諸侯國軍隊編製不完全一樣。④善之善者：高明中最高明的，好中最好的。
【譯文】指導戰爭的原則，使敵國完整地屈服為上策，用武力打垮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軍屈服為上策，用武力擊破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旅屈服為上策，用武力擊破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卒屈服為上策，用武力擊破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伍屈服為上策，用武力擊破它就次一等。百戰百勝，還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戰而使敵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解讀】兩軍交戰，進攻是主要手段，因此孫子在《作戰篇》後研究《謀攻篇》。進攻的目的是為了克敵取勝。如何克敵取勝?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智謀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消耗使敵國、敵軍完整地屈服於自己；一種是依靠武力強攻，殺敵3000，自損800，達到破國、破軍、破旅、破卒、破伍的目的。孫武作為兵家權謀派的鼻祖，言兵注重權謀，主張“以全爭於天下”，因而他在兵法第三篇的“攻”字前特別加了一個“謀”，強調“謀攻”
勝於“力攻”。正是根據這一戰略思想，孫子認為克敵製勝的方式，以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為上，以破國、破旅、破卒、破伍為次。靠武力進攻，即使百戰百勝，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靠智力謀攻，“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才是克敵製勝的最善境界。
孫子的這一智鬥、謀攻、全勝的戰略思想，對中國古代的軍事指揮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韓信謀攻克燕是“全國為上”的一個戰例。韓信在攻下魏、趙之地後，向李左車請教進攻燕齊之法。李左車說：“現在為您打算，莫若解下盔甲，放下武器，留守在趙國，安撫百姓，存恤遺孤。百裏之內的地區，每日都會送來牛和酒，以宴饗您的將士，犒賞您的兵卒。爾後向北移軍，讓部隊駐守在通往燕國的路上，接著派一位辯士，送一封信過去，把漢軍的長處顯示出來，燕國一定不敢違背您的命令。用威勢降服燕國後，再派一位辯士，向東去轉告齊國，齊國聽到消息，一定會降服於您，即使有再聰明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替齊國出主意。這樣一來，爭取天下的大事，都可以圖謀了。”韓信聽後依計而行，燕國聞訊立即投降了。劉秀不戰而降赤眉軍是“全軍為上”的一個戰例。東漢初年，赤眉部眾因為饑荒撤出長安東歸，經過宜陽時，遇到了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劉秀大軍，因而驚慌不已，遂派人去向劉秀乞降。劉秀命令所屬各縣準備食物供應赤眉部眾，使十餘萬饑餓不堪的赤眉軍得以飽腹。第二天，劉秀在洛水岸邊舉行盛大的閱兵式，並對樊崇、徐宣等赤眉將領說：“你們後悔嗎?如果心裏不服，我將把你們送回營壘，讓你們率領部眾，重新拿起武器，我們嗚鼓列陣，一決勝負，我並不想強迫你們屈服。”徐宣等連忙叩頭謝罪。於是劉秀命令赤眉將領與其妻子居住洛陽，賞賜每人房子一棟、田二頃。就這樣，劉秀很快降服了人多勢強的赤眉軍。孫子強調智鬥、謀攻、全勝的戰略思想，對知識經濟時代的現代戰爭也顯示出了超時代的預見。20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中，《孫子兵法》是聯合國盟軍指揮員必備的案頭軍事著作。這場戰爭可以說是以現代智力武器為主要製勝手段的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前，伊拉克的薩達姆曾誇下海口說，聯軍將在這塊“戰鬥之母”的土地上被撕成碎片。西方的一些媒體也預測，戰爭打起來，盟軍將有巨大傷亡，軍人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三萬多人。然而戰爭結束時，盟軍的實際死亡人數為340人，是預測死亡人數的1％。海灣戰爭標誌著知識、智力已成為現代軍事力量的核心。正如《第一場信息戰爭》一書的作者與主編阿蘭.坎彭所說的，“海灣戰爭是一場電腦中一盎司矽片比一噸鈾還要有作用的戰爭。”“知識的重要性已達到了能與武器與戰術匹敵的地步，能使人們相信，通過摧毀和幹擾指揮與控製係統的手段，就能迫使敵人繳械投降。”孫子關於智鬥、謀攻、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對現代國際商戰同樣有指導意義。爭奪市場的商戰同樣要付出代價。硬打硬拚，雖然也可奪得市場，但要大量消耗自己的財力、物力、人力，甚至因此而兩敗俱傷。因此在商戰謀攻中，如何以創造性的智謀與策略，造成迅速迫使競爭對手屈服和退讓的經濟勢態，或者抓住機會、找準口子，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取得全勝的成果，就成為高明的企業家需要反複、思考的大事。香港商人就善於將全勝戰略運用於國際市場競爭。他們在調查中發現蠟燭在歐美國家有很大的市場潛力，但還沒有引起別的競爭者的注意。於是抓住這一市場空當，大量生產和出口蠟燭，以絕對優勢迫使原來的蠟燭小生產者就範，一舉壟斷了世界蠟燭市場。香港蠟燭製造業員工不足千人，卻創彙高達億美元。一個小小的蠟燭行業尚且如此，如果各行各業的企業家都來運用孫子的軍事戰略思想，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就一定會出現更加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
伐謀、伐交、伐兵故上兵伐謀
①，其次伐交
②，其次伐兵
③，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
④，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
⑤，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哳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謀攻篇》）
【注釋】①上兵伐謀：上兵，指導戰爭的上策。伐謀：靠計謀征伐，使敵屈服。②伐交：通過外交途徑，分化瓦解敵人。③伐兵：以武力戰勝敵人。④櫓：大盾牌。轒轀（fén wēn墳溫）：古代攻城用的外蒙牛皮的四輪車。⑤距闉（yīn因）：為攻城而堆積的土山。⑥頓：通“鈍”，疲憊、受挫。
【譯文】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取勝，其次是通過外交手段取勝，再次是使用武力手段取勝，最下策是攻城。攻城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辦法。修造大盾和四輪車，準備器械，三個月才能完成：堆建攻城用的土山，又要花費三個月才能完工。將帥由於忍不住憤怒，驅使士兵像螞蟻一樣爬梯攻城，士卒傷亡了三分之一，而城還沒有攻下來，這就是攻城的災禍。所以善於用兵打仗的人，使敵軍屈服而不用交戰的方式，奪取敵人的城邑而不依靠硬攻，滅亡敵人的國家而不需久戰，務求以全勝的謀略爭勝於天下。這樣，軍隊就不至於疲憊受挫，而勝利可以完滿地獲得，這就是謀攻的法則。
【解讀】孫子謀攻戰略的核心是要“以全爭於天下”，即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完滿的勝利成果。要做到這一點，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就要以智謀來代替死拚、硬攻、久耗。據此，孫子將用兵的法則分為四等：較量智謀是上策，較量外交次一等，較量武力又次一等，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損兵三分之一還打不贏的攻城是最下策。這一以智取勝、減少傷亡的用兵原則，促使人類戰爭從競力、競財向競智升華；從神道、血道，向人道轉化；從血淋淋的沙場較量、流水般的財力消耗，向將帥的智謀競爭提升。這是我國戰爭史上軍事藝術的一次飛躍，是孫子對我國軍事理論的重要貢獻。“上兵伐謀”，這是孫子最推崇的用兵法則。漢朝的開國功臣陳平就屢出奇謀，替代了百萬士兵的直接征戰。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書朝廷，告楚王韓信謀反。劉邦問陳平如何處置，陳平分析說：“現在陛下的兵士不如楚國精銳，將領用兵不及韓信，如果發兵攻伐，這是逼韓信作戰，我私下為陛下感到不安。”劉邦忙問：“那麼，此事該怎麼辦?”陳平答道：“古時天子有巡行天下，會合諸侯的禮儀。南方有雲夢澤，陛下隻裝作出遊雲夢澤，而在陳州會合諸侯。陳州在楚地的西界，韓信聽到天子因為愉快而出遊，必定出城來迎接，晉謁陛下。當他進謁時，陛下即可乘機拘捕他。這隻是一名武士的事情。”
劉邦依計行事，立即派使者通告諸侯在陳州會合，宣稱將南遊雲夢澤。隨後，劉邦一行向南進發，快到陳州時，韓信果然郊迎於道。於是，劉邦依照事先安排，當即下令武士將韓信拘捕起來。就這樣，不費一兵一卒，平息了一次大的戰亂。“上兵伐謀”，也是商戰的最佳方略。在當代世界高科技蓬勃發展的形勢下，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麵臨著國內外電腦電子行業的嚴重挑戰。為了維護和加強公司在新技術方麵的領先地位和產品市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用買下股權的方式與幾家製造電子設備的公司結成聯盟。1982年以2．5億美元買下世界最著名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廠商美國英特爾公司12％的股權。1983年又以2．28億美元收購美國另一家著名的電訊設備企業羅姆公司15％的股權，利用羅姆公司來幫助它維持在辦公自動化設備上的“霸主”地位。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善於用計謀，使競爭對手變成自己的同盟。“其次伐交”，伐交實際上是伐謀在外交上的運用，也是不用動兵的謀攻方式，因而為曆代兵家所注重。所謂“先禮後兵”，就表明了利用外交手段的重要性。曆史上鄭國商人弦高利用外交手段智退前來偷襲的秦軍的故事，就是出色的一例。
公元前627年，秦將孟明率軍前來襲擊毫無防備的鄭國。鄭國商人弦高正要到東周去做生意，恰好在洛陽北門外遇到秦軍。
當得知秦軍的行動計劃以後，弦高一麵派人暗中用驛車趕回鄭國都城報信，一麵用四張熟皮、12頭牛來慰勞秦軍將士。弦高見到孟明說：“我們國君聽說貴軍將要光臨鄭國，特意派我前來向你們表示慰問。我們鄭國雖然不太富有，但見你們旅途勞頓，十分辛苦，很願意為你們提供方便。如果你們要留駐，鄭國可以負擔日常所需；如果你們要出征，頭天晚上我們可以代為巡夜。”鄭穆公得知秦軍將要入侵的消息，立即厲兵秣馬，做好迎戰準備。孟明得知鄭國的情況後，連忙召集其他將領商議說：“鄭國已經有了準備，我們很難撈到便宜。攻打不能取勝，包圍沒有援兵，我們還是班師回國吧!”於是在順道消滅滑國後，撤回了秦國。在現代戰爭中，高明的戰略家更是注意抓住外交上的每一個機會，擴大自己的同盟者，孤立分化敵方陣營。據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英國首相丘吉爾命令首相辦公室值班人員，通知明天召集兩院聯席會議，並親自打電話給外交部，要求毫不拖延地準備好辦理對日宣戰事宜。然後他又接連起草了3封電報，分別發給了愛爾蘭自由邦行政首領德瓦萊拉，中國的蔣介石，自己親密的朋友、美國總統顧問霍普金斯，商議共建反法西斯聯盟的問題。隨後丘吉爾親赴美國訪問。一周中，丘吉爾、羅斯福為建立反法西斯大同盟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建立聯合指揮體係（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確定希特勒為主要敵人、規定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日本進攻、在太平洋地區建立ABDA（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聯軍司令部、起草《聯合國家宣言》。……1942年1月1日上午，在羅斯福總統的書房內，羅斯福代表美國，丘吉爾代表英國，李維諾夫代表蘇聯，宋子文代表中國，莊嚴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聯合國家宣言》有力地鞏固和發展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從此，反法西斯的鬥爭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希特勒開始走向了孤立和失敗。“其次伐兵”。伐兵與伐謀、伐交相比，要動用武力，興師動眾，耗傷國力，因而屬於又次之的策略。在動用武力，兩軍搏殺中，運動戰又要比不得已而用之的攻城戰損失小，因而伐兵又高於攻城。如何伐兵，又有一個靠武力壓服與靠心理收服的問題，兩者比較當以心理收服為上。因而高明的軍事家在伐兵時，往往采用以武力為後盾，而以“攻心為上”的策略。例如公元225年時，諸葛亮率軍出征南中（今川雲貴一帶），參軍馬謖送行數十裏，諸葛亮說：“我們一起謀劃這件事多年，今天能惠贈更好的策略嗎?”馬謖說：“南中依恃地形險要，路途遙遠，叛亂不服已經很久了。即使我們今天將其擊潰，明天他們還要反叛。目前您正準備集中全國的力量，北伐曹魏，叛匪知道國家內部空虛，就會加緊反叛活動。要想把他們全部殺光，以滅絕後患，既不是仁厚者所為，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辦到。用兵作戰的原則，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以心理戰為上，以短兵相接為下，望您能使南中叛眾真心歸服。”諸葛亮采納了馬謖的建議，在與叛亂首領孟獲作戰時，七擒七縱，終於使孟獲心服投降。因此，蜀漢三路大軍很快在滇池會合，南中四郡都被平定。在諸葛亮的有生之年，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再沒有反叛過。伐兵中的攻心戰，對商戰更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商戰競爭的對象是用戶、是顧客，要讓更多的顧客來購買你的商品，不能靠強行推銷，隻能靠掌握消費者心理後展開攻心戰。如美國有一家專賣青少年T恤衫的服裝店，該店的牆壁上掛著三十多種古雅、美麗的圖案，當顧客選購好衣物時，老板就請顧客同時挑選一個喜愛的花樣。隨後，店員就用機器將顧客選中的圖案印到T恤衫上。這樣，在許多花樣一律的T恤衫中，該店的T恤衫就有了個人的風格。為了顯示自己的個性，登門的顧客絡繹不絕，由此而生意興隆。當然，商戰中真正的、持久的心戰，還是要靠一流的服務、可靠的信譽。著名的鬆下公司經商服務三十多條秘訣的第一條就是“經商服務是為社會人類服務，獲得利潤是當然的報酬”。其他如“對顧客均應視如親朋，對之有無感情，決定商店興隆”。“銷售前的奉承，不如銷售後的服務。隻有如此，才能得到永久的顧客”。“顧客的批評應視為神聖的語言，任何批評意見都應采用聽取”等等，都是強調用戶第一，顧客至上。實踐表明，隻有以服務為基礎的攻心，才能真正深入顧客人心，贏得商戰的持久勝利。
優勢與劣勢的量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①，五則攻之
②，倍則分之
③，敵則能戰之
④，少則能逃之
⑤，不若則能避之
⑥。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謀攻篇》）
【注釋】①圍之：包圍敵人。②攻之：進攻敵人。③分之：分散敵人。④敵：勢均力敵。⑤逃之：脫離、擺脫敵人。⑥避之：避免與敵交戰。
【譯文】所以用兵的方法，有十倍於敵的絕對優勢的兵力，就要四麵包圍，迫使敵人投降；有五倍於敵人的優勢兵力，就要主動進攻敵人；有一倍於敵人的兵力，就要設法分散敵人，以便各個擊破；
同敵人兵力相等，就要設法戰勝敵人；比敵人兵力少，就要善於擺脫敵人；各方麵條件均不如敵人，就要設法避免與敵人交戰。
所以弱小的軍隊如果隻知堅守硬拚，就會成為強敵的俘虜。
【解讀】戰場上的拚殺，是實力的較量。為了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製勝權，孫武主張在優勢條件下對敵作戰，反對在劣勢條件下與敵硬拚，這無疑是正確的作戰方略。據此，孫子提出了“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的用兵之法，強調根據敵對雙方兵力對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戰法。這種實事求是，一切從戰場的實際情況出發，從雙方的實力對比出發的作戰思想，是符合不依意誌為轉移的戰爭的客觀規律的。優勢與劣勢的較量，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我方在兵力、裝備等諸方麵占據優勢，敵方居於劣勢，就要采取圍之、攻之、分之的進攻型戰術。例如公元前202年，劉邦會合韓信、彭越和黥布，集數十萬大軍，對楚軍發起總攻擊。項羽的軍隊不足10萬人，建營壘於垓下，軍用物資無法供給。漢軍和諸侯兵包圍了楚軍好幾層。韓信率30萬人馬，向楚軍發起衝擊。大敗楚軍於垓下。項羽夜間聽到漢軍營內高唱楚歌，以為漢軍盡得楚地，因而膽怯，帶領了一部分隨從突圍而去，楚軍由此全部潰敗。劉邦派灌嬰率領五千騎兵追擊項羽，項羽被迫自殺。楚漢戰爭遂以劉邦一方的勝利而告結束。
優勢與劣勢較量的另一種情況是，我方在兵力、裝備等諸方麵退居劣勢，而敵方則占有優勢。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就應該采取守之、逃之、避之的防守型戰術。還是楚漢相爭，當一開始項羽擁有優勢，處於劣勢的劉邦就注意處處退避，從而避免了被項羽消滅的危險。其中最危險的當數鴻門宴。當時項羽擁兵40萬，駐紮在灞上。項羽聽說劉邦有意稱王關中，十分惱怒，就打算迅速出擊，消滅劉邦的軍隊。這時項伯趕到劉邦的軍營，把項羽即將發起攻擊的事告訴了張良。張良進見劉邦，報告此事，並問劉邦：“您估計一下，我們的軍隊，能夠抵擋項羽的進攻嗎?”劉邦默然良久，才說：“我們的力量當然不如項羽的軍隊。但是，事情到這步境地，該怎麼辦呢?”張良說：“這事隻有請您自己向項伯說明，說明不敢背叛項羽。”於是，劉邦會見項伯，說明自己沒有背叛項羽的心思，與項伯約為兒女婚姻。項伯答應劉邦的請求，回去向項羽解釋，說劉邦有入關破秦的大功。項羽聽了，取消了進攻劉邦的打算。在鴻門宴上又為劉邦的謙卑辭令所打動，不聽範增立即殺掉劉邦的計謀而放虎歸山。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顧自己力量弱小，違背客觀的戰爭規律，硬要死拚強攻，那就會落得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的可悲下場。公元前123年，大將軍衛青統領蘇建、趙信、李廣等六將軍出征匈奴。出塞之後，蘇建和趙信把所部騎兵合在一起僅有三千多人，遭遇匈奴單於的大部隊。雙方交戰一日有餘，漢軍死傷將盡，趙信本是胡人，看到情況緊急，就帶領殘部投降了匈奴。蘇建完全喪失了他的部隊，隻剩下他一人逃回。
衛青詢問部屬如何處置蘇建，有人建議將蘇建斬首以樹立大將軍的威嚴，軍正閎、長史安說：“不能這樣做。兵法上說，兩軍交戰，人數少的一方即使拚死作戰，也終將被人數多的一方所擒獲。現在蘇建以數千之兵抵擋匈奴數萬之眾，奮力作戰一日有餘，士卒傷亡殆盡，不敢有投降之心，而獨自歸來。如果將他斬首，就好像在暗示後人，一旦兵敗，就不要回來，所以蘇建不應當斬首。”衛青聽了，決定把蘇建囚禁起來，送交漢武帝製裁。蘇建最後被免去死罪，用穀物贖為平民。孫子關於在優勢條件下對敵作戰，在劣勢條件下與敵周旋的用兵之法，為曆代兵家所重視。無產階級的偉大軍事家毛澤東同誌根據人民戰爭的新經驗，更是創造性地發展了孫子兵法，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有效作戰方法。毛澤東認為這一新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戰役的部署方麵，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麵。在戰役的部署方麵，當敵人使用許多個旅、分幾路向我軍進攻的時候，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的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軍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我軍以少數兵力牽製敵軍的其餘各部，使其不能向被我軍圍擊之部迅速增援，以利我軍首先殲滅這個旅或團。得手後，依情況，或者收兵休整，或者繼續集中優勢兵力擴大戰果。在戰術的部署方麵，當我軍已經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包圍敵軍諸路中的一路的時候，我軍擔任攻擊的各兵團，不應企圖一下子全部殲滅這個被我包圍之敵，因而平分兵力，處處攻擊，處處不得力，拖延時間，難以奏效。而應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於敵，至少也是三倍於敵的兵力，並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火，從敵軍諸陣地中，選擇較弱的一點（不是兩點），猛烈地攻擊之，務期必克。得手後，迅速擴展戰果，各個殲滅該敵。毛澤東同誌認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種戰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例如，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蘇皖解放區，我軍奮起自衛。進攻蘇中解放區的敵軍，是湯恩伯指揮的15個旅，約十二萬人。華東人民解放軍粟裕、譚震林等指揮的18個團，自7月13日至8月27日，在蘇中的泰興、如皋、海安、邵伯一帶，每次集中優勢兵力，殲敵一部。這樣連續作戰7次，共殲敵6個旅、5個交通警察大隊，獲得了著名的“七戰七捷”的勝利。又如1946年8月，國民黨軍隊自徐州、鄭州一帶，分兩路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晉冀魯豫解放軍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用小部兵力牽製敵徐州一路，然後集中優勢兵力迎擊自鄭州出發的一路較弱的敵軍。同時在戰術部署上每次又集中優勢兵力全殲其一點。這樣，自9月3日至9月8日，先後在山東的菏澤、定陶、曹縣一帶分別殲滅敵軍四個旅。中國人民解放軍運用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在解放戰爭中一個旅一個旅地“吃”掉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大大加快了戰爭的勝利進程。
知勝之道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
①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
②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
③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謀攻篇》）
【注釋】①識眾寡之用：懂得根據敵對雙方兵力對比的多少情況，正確使用不同的戰法。②虞：備，這裏指有準備。③禦：駕禦，這裏指牽製、幹預。
【譯文】所以，從以下五種情況便可預知勝利：知道什麼情況下可以交戰，什麼情況下不可以交戰的，會勝利；懂得根據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戰法的，會勝利；上下同心協力的，會勝利；以有準備對待沒有準備的，會勝利；將帥指揮能力強而國君不加牽製的，會勝利。這五條，是預知勝利的方法。
【解讀】孫子在這裏講的五條“知勝之道”，與“廟算”中預知戰爭勝負的“經之以五事”，雖然內容上有相近之處，但著眼點是不一樣的。“廟算”主要著眼戰略，全麵比較交戰雙方的綜合實力；本篇的“知勝之道”主要著眼於戰役，是“謀攻”能否勝利的預測之道。正因為著眼於戰役預測，因而這五條“知勝之道”在更具體的軍事問題上展開。“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識眾寡之用”、“上下同欲”、“以虞待不虞”這四條主要是對直接指揮作戰的將帥來講的，是將帥能否取得製勝權的膽識、能力與責任所在。將帥在這四條上考慮周密、部署得當，就能輔助好國君，贏得戰爭，使國家強盛起來；將帥在這四條上出了問題，就不能輔助好國君，就會導致戰爭的失敗與國家的削弱。因此孫子一再強調“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自古以來有許多值得讚歎的“輔國則國必強”的賢將良帥。例如春秋時，晉趙簡子家臣董安於奉命在晉陽修築公宮。
晉陽是趙氏家族的根據地，在戰火連綿的當時，戰略地位相當重要。董安於在施工過程中，堅持用可做箭杆的荻、蒿、楛為牆心，而橫梁立柱卻用可做箭鏃的精銅。很多人不明其意。後來，趙簡子死，趙襄子立，晉六卿中實力最強的智伯企圖獨霸晉國，就找借口脅迫韓、魏兩家共同攻打趙襄子。趙襄子退入晉陽堅守，在最危急的時刻，拆去公宮，找到大量的武器原料，使守城所用的箭源源不斷地造出來，振奮了人心，並最終頂住了智伯的進攻。這時人們才認識到董安於的深謀遠慮。自古以來也有許多令人扼腕的“輔隙則國必弱”的不肖將相。還以趙國來說，戰國時，趙括自幼熟讀兵法，談論軍事，自以為天下沒人可比。但他父親趙奢卻說：“戰爭是必定要死人的重大事情，而趙括把戰爭當兒戲，隻會空談。今後趙王不用他為將則已，如若用他為將，趙國的軍隊準會葬送在他手裏。”趙奢死後，秦國進攻趙國，趙孝成王命趙括代替廉頗做將軍。趙括母親立即上書，對成王說：“我當初侍伴其父時，趙奢也是將軍，人們不但尊敬他，而且親近他。他親自送湯送飯的有十多人，友好親近的百餘人，朝廷有所賞賜，他都分賜屬下。接受任務後，再不過問家裏的私事。而今趙括做了將軍，軍中部屬沒人敢抬頭看他，所賞金銀綢絹收藏在家裏，看到滿意的田宅能買就買。您看他哪一點像他父親呢?父子倆處事為人都不一樣，請大王不要派趙括去帶兵。”趙孝成王沒有采納。
秦將白起聽說趙括為將軍，便率兵假裝敗退，暗中截斷趙軍糧道，同時將趙軍分割包圍，趙括非常惶恐。不過四十日，由於軍中缺糧，趙括親率精銳突圍，被秦軍射死。趙軍40萬被俘後都被秦軍坑殺，趙國從此一蹶不振。謀攻取勝除了靠第一線的將帥指揮外，還要看將帥與君王的關係。這就是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將能而君禦者敗。孫子尖銳地批評了“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一是不了解軍隊不可前進而命令軍隊前進，不了解軍隊不可以後退而命令軍隊後退，這叫縻軍；二是不知道軍隊內部的事務，而幹涉軍隊的行政，這叫惑軍；三是不知道用兵的權謀，而幹涉軍隊的指揮，這叫疑軍。軍隊既迷惑又疑慮，各諸侯國乘隙進攻的災難就臨頭了，這就是所謂擾亂自己的軍隊而導致敵人的勝利。因此，如何處理好將與君、前線指揮與上級領導之間的關係，是謀攻取勝的關鍵所在。在這一方麵，古今中外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不少。魏文侯處理與統帥樂羊的關係，就是成功的典範。公元前429年，魏文侯命樂羊為帥，引兵進攻中山國。樂羊一路斬將奪關，勢如破竹，直逼中山都城。中山國國君以其子樂舒為人質，要挾樂羊退兵。樂羊考慮到一是父子情深，不忍驟然下手；
二是城中民氣尚旺，急攻不宜，就下了一道圍而不攻的命令。
這時，一些大臣紛紛上奏文侯，彈劾樂羊。有人說樂羊通敵，欲分中山而王；有人說他因子誤軍，罪不容赦。文侯看過這些奏章，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不斷地派人勞軍，補充給養，還為樂羊預置高宅華府，留作褒獎之用。樂羊果然不負君望，棄父子之情，一舉拿下中山國，使剛剛分立的魏國在各諸侯國之間樹起了國威。共產國際代表瞎指揮廣州起義，則留下了失敗的慘痛教訓。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消滅了市區內的大部分敵人。11日深夜，起義指揮部開會分析軍事形勢，葉挺認為張發奎的部隊很快就會回師廣州，起義軍不能在廣州堅持，主張把隊伍拉出城外，撤向海陸豐農村。但是指導廣州起義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卻認為，廣州起義是進攻的，應該進攻再進攻，不能撤退，甚至說葉挺的主張是叫起義軍去做土匪，拒絕了葉挺的建議。張太雷聽從了共產國際代表的主張，這樣，在敵人進攻麵前，起義軍陷入了被動局麵。12日淩晨，城內城外的敵人與英、美、法、日等列強勾結起來，聯手鎮壓起義軍，從西、北、南三麵包圍廣州。13日下午3時許，廣州又重新落入了張發奎統治之下，起義軍傷亡慘重，隻有一千餘人撤退出來到東江，一百多人撤退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孫子在“知勝之道”中提出的正確處理將與君、前線指揮與上級領導之間關係的原則，無論對軍事領導，還是對行政領導、企業領導，都有普遍的指導意義。首先，領導者要“務正業”。應該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全局性、整體性的問題上，應該抓好戰略決策和戰略管理。領導者不抓大事，把手伸到下麵去代下級指揮，就叫不務正業，就會“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其次，領導者要善於約束自己。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
“一位最佳領導者，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屬甘心從事於其職守時，領導要有自我約束力量，而不可插手幹涉他們。”
上級領導不適當地隨意幹涉下屬工作，甚至去代替下屬進行指揮，這樣，既分散了領導者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又會影響下屬的工作責任心、主動性，打亂下麵的工作部署，造成上下級之間的矛盾和糾葛。因此，國外一些企業在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上級領導不得撇開職工的直接領導，向該職工直接發布命令、擢升和懲戒等。”一個清醒而高明的領導者，一定要善於把自己“約束”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以避免造成“縻軍”、“惑軍”、“疑軍”的負麵影響。再次，領導者要正確授權。所謂授權，就是把一部分權力和責任授予下級，使下級在一定的監督之下有處事的自主權。
領導者在授權時一定要明責，向被授權者說明所授事項的任務、目標及權責範圍，使被授權者工作時有遵循的基本依據。
領導者一旦明確授權給下級，就要放手讓下級去行使自己的責權，不能隨便幹預。這樣才能做到“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圍繞全麵的總體目標，充分調動各級指揮部門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知彼知已，百戰不殆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①；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謀攻篇》）
【注釋】①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漢簡、《武經》、《武備誌》、《十家注》和日本櫻田本均無“者”字。殆：危險、失敗。
【譯文】所以說，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百戰都不會有危險；不了解敵人而了解自己，勝敗的可能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敵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次作戰都有危險了。
【解讀】毛澤東同誌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對孫子揭示的這一戰爭普遍規律的高度評價。戰爭作為交戰雙方都力圖隱瞞自己真實行為的一種鬥爭活動，哪一方能料敵機先，哪一方就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而戰爭的指導者要能夠料敵機先，就必須首先了解與認識敵對雙方的情況。隻有對敵我雙方各個側麵的情況都有全麵的了解與認識，才能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與戰役部署，達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境界。隻了解自己一方，對敵方的情況若明若暗，勝敗的可能就會各占一半。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不了解，那就會像盲人騎瞎馬，亂摸亂撞，其結局隻能是失敗。孫子用“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樣簡潔、明了的語言，指明了戰爭指導者對敵我雙方情況的了解與戰爭勝負之間的內在聯係，這就揭示了指導戰爭的普遍規律，顯示了唯物主義戰爭觀的思想光輝。袁崇煥勝皇太極的寧遠之戰，就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一個成功戰例。公元1627年5月，皇太極久攻錦州不克，隻好留少量部隊繼續圍困錦州，自率主力轉攻寧遠。寧遠由明朝名將袁崇煥駐守，他認真分析形勢，認為明軍不利於野戰，和擅長於縱橫馳突的清兵無法進行野外較量；而守城卻是明軍的優勢，清兵攻城沒有經驗。於是決定采取依靠堅固的城池，充分發揮大炮威力的戰術，高築城牆，深挖城壕，堅守城池，用大炮轟擊，以克敵製勝。當城外的清兵蜂擁而上時，袁崇煥穩坐城頭，指揮明軍連續用大炮轟擊，大量殺傷敵方兵將。
皇太極遭此重創，隻好放棄寧遠，無功而還。東漢漁陽太守張顯先勝後敗，則是“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的戰例。公元106年，鮮卑人侵犯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獲勝後率眾出塞反擊。嚴授鑒於行軍路途多山陵險阻，就勸諫說：“前方道路險惡而阻礙重重，敵人的實力難以估量，我軍應暫且安營紮寨，先派輕裝騎兵進行偵察，待摸清敵情後再出兵進擊。”張顯銳氣正盛，對嚴授的建議置之不理，仍引兵急速前進。不久即遭到鮮卑伏兵的襲擊，漢軍全部逃散，嚴授與張顯一同陣亡。清軍統帥奕經與英軍的浙東之戰，可以說是“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的典型。公元1841年4月，英國侵略軍在圍攻廣州、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廣州和約》後，為了從中國索取更多的特權，再次進犯福建、浙江沿海，從7月到次年4月，先後攻占廈門、定海、寧波和鎮海等城。麵對英國侵略軍的猖狂進攻，清政府派吏部尚書、皇侄奕經為揚威將軍，統兵前往浙江前線，並從江西、湖北、四川、陝西、甘肅等省調集軍隊馳援浙東。1842年2月，奕經到達浙江紹興，籌劃反攻事宜。為了邀功請賞，奕經在完全不了解敵情和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製定出一個盲目的出擊計劃，從紹興兵分三路，向定海、寧波、鎮海發起進攻，企圖僥幸取勝。英軍早有準備，乘機發起反擊，結果清軍不但沒有收複寧波、定海、鎮海三城，反而丟失了慈溪。奕經倉皇逃往杭州，從此在洋槍洋炮麵前不敢言戰。孫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戰爭指導原則，具有普遍的意義。明朝學者呂坤說得好：“知己知彼，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可以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的原則不僅為古今中外的軍事家所推崇，也為政治家、外交家、社會活動家、企業家所廣泛應用。特別是在激烈的商戰中，“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已成為每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座右銘。揭暄在《兵戰百篇.知篇》中提出，知己知彼，不能憑借“臆測”、“識悟”，而應該從“通”、“諜”、“偵”、“向”四方麵著手。這“四知”應用於現代商戰就是：“通”——知道了競爭對手的策略，就知道如何采取相應的對策；“諜”——知道了競爭對手的虛實，就知道如何攻擊；“偵”——知道了競爭對手的動向，就知道如何乘機；“向”——知道了通路遠近險易，就知道如何行動。高明的企業家隻有通過“四知”，既了解市場環境與競爭對象，了解潛在的機會和挑戰，同時又了解自己的實力、長處與短處，就能製定正確的企業發展戰略，采取靈活的市場競爭策略，來擊敗競爭對手，擴大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例如美國為了限製進口，保護本國工業，曾作了一項法律規定：當美國政府采購人員發出采購招標後，收到的美國製造商的商品報價單，則此價在法律上得到承認；收到外國公司的報價單，一律無條件地提高50％，以此增加美國政府采購人員選擇本國產品的機會。在美國法律中，“本國商品”的定義是指“一件商品，美國製造的零件所含的價值，必須占這一商品總價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公司在詳細了解了美方情況後，馬上作出相應對策：生產一種具有20種零件的商品，他們在本國生產19件，缺少的那一件在美國市場上購買最貴的，然後運回日本裝配，再送到美國銷售。這樣，一方麵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國的零件和勞力；另一方麵，那“一”個美國零件，因為貴，在日本生產的商品中價值比率占一半以上，可以作為美國國內的商品，而直接和美國公司競爭。這樣，日本公司的產品又攻進了美國市場。從這一典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孫子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對商戰的直接指導意義，這就難怪日本商人要把《孫子兵法》奉為不可或缺的商戰教科書了。
軍形經四可勝與不可勝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①。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②。”（《形篇》）
【注釋】①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首先要創造條件，使自己不可能被敵人打敗，然後等待和尋求敵人可能被我戰勝的時機。②勝可知而不可為：
勝利是可以預知的，但敵人有沒有可乘之隙而被我戰勝，則不能由我方來決定。
【譯文】孫子說，從前那些善於用兵打仗的人，總是首先創造條件，使自己不可能被敵人打敗，然後等待和尋求敵人可能被我戰勝的時機。使自己不可能被敵人戰勝，主動權在於自己；可能戰勝敵人，在於敵人有可乘之隙。所以，善於用兵打仗的人，能使自己不被戰勝，而不能使敵人必定為我所勝。所以說，勝利可以預知，但敵人有無可乘之隙，卻不能由我方來決定。
【解讀】戰爭不僅有一個知己知彼的認識問題，還有一個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如何使自己力量更強大、防範更嚴密，然後尋敵之隙而勝之的行動問題。孫子是一個非常理智、務實的謀略家，他在《形篇》中反複強調了“自保而全勝”，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待機破敵的軍事思想。孫子的這一積極的慎戰思想，突出表現在他對可勝與不可勝辯證關係的處理上。第一，善戰者應“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求自保，再求克敵；先求不敗，再求必勝，這是一種穩妥而積極的作戰思想。孫子認為作為一個善於用兵的軍事家，首先要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致被敵人戰勝，然後再等待和尋求敵人可能被我戰勝的時機。明末袁崇煥接任山海關防務就采取了“先守而後戰”的策略。公元1622年元月，清兵攻占廣寧後，山海關能否守住，直接關係到明朝京都北京的安危，一時間滿朝文武大臣惶懼不知所措，朝廷內外普遍存在著悲觀、恐懼氣氛，以致有的大臣收拾珍寶，準備南逃。在這人心不穩的危急關頭，兵部主事袁崇煥挺身而出。袁崇煥赴任後，與王在晉在防禦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尖銳矛盾。王在晉提出所謂“重點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的禦敵方略。袁崇煥則主張堅守山海關保衛關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再圖收複失地。
1622年6月，當兵部尚書孫承宗親臨前線處理王在晉與袁崇煥之間的矛盾時，孫承宗也認為袁崇煥的主張切合實際，給予了大力支持。此後，孫承宗與袁崇煥相互配合，為相機進取，徐圖恢複大計做了許多工作，使努爾哈赤從占領廣寧後的四年時間內，始終找不到可乘之機，沒有對明王朝發動大規模攻擊。相反，明軍卻幾乎收複了在遼河以西的全部失地，築起了一條自寧遠到錦州的重要防線。孫子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戰略，運用到商戰中去也十分有效。80年代初，蕪湖的“傻子”瓜子在全國名聲大振的時候，蘇州的“丁香”瓜子還默默無聞。當“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向“丁香”瓜子攤主傅明正提出不平等的“聯營”要求後，傅明正作了一番謀劃後接受了。他在聯營中先借助年廣久的名聲把“丁香”瓜子的市場做大。然後憑借地利和祖傳絕技，把年廣久的“傻子”瓜子趕出蘇州城。不久，就形成了蘇州的“丁香”、蕪湖的“傻子”和上海的“口不離”瓜子三足鼎立的局麵，並在上海灘展開了瓜子大戰。年廣久以一個草莽英雄的氣魄，首先發起“傻子瓜子有獎銷售”。他以聯營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向銀行貸款兩千多萬元，發行150萬張獎券，設立大小重獎，刮起了一股“傻子”瓜子有獎銷售熱。然而由於年廣久在設立重獎上孤注一擲，在開獎上陷入被動，失去了信譽，“傻子”瓜子的銷售很快一落千丈。傅明正抓住競爭對手的這個失誤，搞“丁香”瓜子適度設獎，及時開獎，實實在在地贏得了顧客的信任，銷售量不斷上升，終於作為後起之秀壓倒了“傻子”瓜子，在瓜子市場上站穩了腳跟。第二，善戰者要“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孫子認為，在戰場上，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這是可能的，因為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至於戰勝敵人，則要等待敵人出現可乘之隙，主動權不在自己手中。所以，善於用兵打仗的人，能夠做到使自己不被戰勝，而不能使敵人必定為我所勝。正是基於這種分析，孫子主張善戰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能夠做到的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上。例如，戰國末年，趙將李牧率兵防備匈奴時，為了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首先從自己能夠做到的加強防務建設做起，一心一意致力於“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他再三告誡部下，若遇匈奴兵來犯，立即退守，不可與敵交戰。如此數年，匈奴以為趙軍懦弱怯戰，開始放鬆戒備。於是，李牧利用匈奴將帥的輕敵情緒與放鬆防務，挑選精兵十餘萬人，出奇製勝地殲滅了匈奴軍十餘萬騎。孫子關於“不可勝在己”，善戰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不可戰勝上，這一軍事思想在商戰也非常有指導意義。一個企業在商戰競爭中一旦發現自己處於劣勢，他需要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要趕快針對自己的問題采取切實的補救措施。
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在80年代初曾經曆了嚴重危機，在現任經理唐納爾德.彼得遜的主管下克服了危機。彼得遜發展了輕型載重汽車這種美國最實用的多功能運輸工具，年銷售量多達500萬輛。在質量和成本上，為了趕上日本汽車，彼得遜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關閉了8家設備陳舊的工廠，其餘的工廠徹底更新了生產設備，職工人數從19萬縮減到11．1萬人等，以降低生產成本。這樣使福特汽車在質量上實現了趕上並超過日本汽車的目標，從而為汽車市場的爭奪戰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工作。第三，善戰者應懂得“勝可知而不可為”。“知”與“為”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有不同的支配規律。孫子認為，通過“經之以五事”，通過雙方實力與部署的全麵比較，勝利可以“預知”。但是在具體的作戰中，敵人有沒有可乘之隙而為我所利用，被我所戰勝，則不能由我方來決定，這就是勝“不可為”。善戰者隻有懂得“勝可知而不可為”，才能立足於“自保而求全勝”。公元272年，晉大將羊祜率軍南下攻吳，在江陵失利，被迫退回襄陽。他在加強武備的同時，采取了一係列增修德信的措施。羊祜每會眾於江沔之間狩獵，如果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吳人；羊祜率兵出巡，經曆吳境七百餘裏，沿途收割稻穀為軍糧，一律計價送與絹帛，東吳百姓欣然悅服。他每與吳兵交戰，如約出兵，絕不偷襲，對俘虜亦留去自便，從不虐待。對駐防荊州的東吳統帥，亦發展私交，不以小利而興兵。羊祜與東吳將領陸抗相互贈與酒藥，飲之不疑。吳主孫皓得知邊境交合，便派人質問陸抗，陸抗回答說：“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又說：“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正是由於時機未到，雙方將帥都靠“自保”而處於不敗之地。違背孫子“勝可知而不可為”的原則，不顧敵我力量的對比，不顧自己力量的消耗，硬要爭一時之勝負，那就有可能導致全局皆輸的嚴重後果。冷戰時期，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核軍備競賽中去，防務開支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1％—13％。然而它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與效益，由於受到日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卻在不斷滑坡。1913年俄羅斯的實際人均小時生產要比日本高3．5倍，但是經過了70年的時間，它反而隻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前蘇聯從上世紀50年代的世界第二超級大國，到80年代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就隻占世界的12％，遠遠落後於美國、西歐、日本。它在上世紀初還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穀物出口國之一，但是進入70年代以後，它每年必須進口幾千萬噸小麥和玉米。
結果到上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不僅未打贏與美國的爭霸戰，而且導致了聯盟的瓦解，經濟上也淪為二流國家。這就從反麵證明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麵較量中，如果不先求自保，也就說不上再求克敵；如果不先求不敗，也就說不上再求必勝。全球性經濟、科技、政治、軍事競爭更趨尖銳化的當今世界，謹記孫子關於可勝與不可勝的辯證思想，對於維護國家安全，推進進步事業，有著不可估量的現實指導意義。
善守與善攻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①。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
②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形篇》）
【注釋】①守則不足，攻則有餘：采取守勢，是因為取勝條件不足；采取攻勢，是由於取勝條件有餘。②九地、九天：古人常用九來表示數的極點。九地：
極言深不可知。九天：極言高不可測。
【譯文】不可能戰勝敵人時，就應當進行防禦；能夠戰勝敵人時，就應當發動進攻。采取守勢是因為取得勝利的條件不足；采取攻勢是因為取得勝利的條件有餘。善於防守的人，像藏於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樣；善於進攻的人，像動作於高不可測的天上一樣。因此，能夠既保全自己又取得完全的勝利。
【解讀】何謂善守?何謂善攻?孫子在這裏提出了一條非常嚴格的標準，那就是要做到“能自保而全勝”。以這條標準來衡量，死守高耗的防守，即使守住了陣地，也不能叫善守；橫衝直撞的進攻，即使攻破了敵陣，也不能算善攻。從“能自保而全勝”的高標準出發，孫子認為善守與善攻者必須做到以下三條：第一，要將攻守戰法的選擇與自身實際的取勝條件聯係起來。孫子提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這就把作戰指揮者對攻守戰法的選擇與自身實際取勝條件聯係起來。“形者，強弱也”，孫子在《謀攻篇》後講《形篇》，目的正在揭示攻守戰術與強弱軍力的內在聯係。
這是一種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軍事思想。按照這一軍事思想，作戰指揮者就不能憑個人的喜惡與一時的意氣來行事。取勝條件不足，硬要憑勇氣去進攻，這是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取勝條件有餘，一味求穩固守，這是軍事上的保守主義。要防止這兩種傾向，采取正確、恰當的攻防戰術，就一定要根據戰場上敵我雙方的實際力量對比與變化情況而定。皇甫嵩以先守後攻的戰法破亂軍，就是很好的一例。公元188年，王國在關中聚眾造反，包圍了陳倉，朝廷命令皇甫嵩、董卓率軍前往救援。董卓主張急速趕到陳倉。皇甫嵩不同意，說：“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陳倉地方雖小，但城牆堅固，又有足夠的力量防守；王國雖人多勢眾，但要攻下陳倉，其力量還不夠。沒有足夠的力量進攻而去進攻，進攻者必定受害；有足夠的力量防守而來防守，防守者將處於不敗之地。王國現在已陷入受害者的境地，陳倉不會被他攻破。我們用不著興師動眾，就可以獲得全勝。”果然，王國圍攻陳倉八十多天，終究沒能攻克，其部眾疲憊不堪，隻好自動解圍而去。這時，皇甫嵩揮師追擊，董卓勸阻說：“兵書上講‘窮寇勿追，歸眾勿迫。’我們現在追擊王國，就是追擊窮寇，逼迫歸眾。困獸尚且還會搏鬥，何況是大隊人馬呢?”皇甫嵩說：“此話不妥。我以前不急忙去解圍，是避其銳氣；現在引兵追擊，是乘其疲憊。我們追擊的是疲師，而不是歸眾。追擊的是亂師，而不是窮寇。”於是引兵急速追擊，連戰連勝，斬獲數萬人。第二，“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要使敵人無形可窺、無隙可乘。公元30年，占據甘肅的隗囂發兵攻擊關中地區，其部將王元、行巡率兩萬餘人，順著隴山東下，奔襲栒邑。東漢征西大將軍馮異奉命援救，急行疾趨。其部下認為：敵人兵多，又乘勝而來，勢不可當，應暫時紮營，商討戰略。馮異解釋說：“敵人大軍壓境，如果奪取到枸邑，三輔人心就會動搖。我們的目的是搶先進入城區，以逸待勞，不是跟他們決戰。”遂搶在敵人之前入城，緊閉城門，偃旗息鼓，不動聲色。行巡還以為是一座沒有戒備的邊城，直撲而來。馮異抓住時機，突然間戰鼓齊鳴，旌旗招展，大軍一擁而出，行巡驚恐不知所措，陣容大亂，四散逃走。第三，“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要使敵人無從防備、突擊而潰。公元280年，西晉大將杜預陳兵江陵，準備進攻東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