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美援朝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為例,兩次作戰都在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做出用兵決定,十分艱難。朝鮮戰爭發生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國民經濟亟待恢複,軍隊長期作戰急需休整,整編複員、邊疆剿匪等任務也相當繁重。麵對美韓聯軍向鴨綠江挺進,出兵即出境,即要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戰爭機器迎頭相撞,我軍武器裝備落後、缺乏海空力量的弱點將暴露得十分明顯。如此困難情況下決定用兵,毛澤東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來,也說明我們是局內人,不出去,連入局的可能性都沒有。這一思維表現出的眼光和膽略令人印象極其深刻。在毛澤東的戰略視野裏,戰場勝敗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標準,“入局”或“不入局”才是出兵與否的標準。這就將“跨過鴨綠江”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戰略境界。這位偉大戰略家的視線穿越硝煙彌漫的朝鮮半島,看到了比戰場得失更加重要的東西。所以哪怕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哪怕美國海空軍攻擊中國沿海地帶、轟炸中國城市和工業基地、哪怕新中國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被破壞、民族資產階級及部分群眾不滿,都阻擋不了毛澤東為了新中國更加長久的安全,一定要“入局”的堅強決心。

這就是“跨過鴨綠江”這一新中國戰略決心的根本來源。

無獨有偶,1962年中印自衛反擊作戰前,再次出現類似處境。當時中國剛剛經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力虛弱。軍事鬥爭主要方向又在東南沿海,重點防範蔣軍竄犯大陸。與蘇聯老大哥剛剛吵翻,對方撤專家、停援助,“中蘇同盟”已成廢紙。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則氣焰囂張,一進再進。不得不做出自衛反擊的決定後,因我軍從未與印軍作戰,並不摸底,毛澤東與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之間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毛澤東問:聽說印度的軍隊還有些戰鬥力,我們打不打得贏呀?

張國華肯定地回答:打得贏,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打得贏。

毛澤東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也不怨天怨地,隻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毛澤東的戰略決心,同樣超越了戰場勝負。

抗美援朝,在全世界麵前打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威。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成為新中國曆次軍事鬥爭中贏得最為漂亮的勝仗。這些經典事實說明,要想準確或大致準確完成戰略前瞻與預見,思維主體必須以全部智慧和魄力完成對種種決定性因素的切實把握。在這其中立足於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還不夠,還要能夠用更加長遠利益的追求超越眼前困境,最終為價值久遠的戰略決策開辟通路。

不被“泰山崩於前”懾神障目,不被“麋鹿興於左”亂意分心,領導者才能獲得一種持久定力,以更高更遠的戰略眼光,作為關鍵時刻進行戰略決策的心理底數。隻有這樣的心理底數,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決心。

大眼光、大境界、大決心之綜合,便是大格局。

什麼是民族的致命傷

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僅僅依據這些因素開展思維,得出結論可能省時省力,卻往往不是最佳的。應該承認,經驗提供的思維材料不論如何寶貴,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都是有限的。問題不會簡單重複,曆史也不會簡單重演,這就是為什麼刻板地依照曆史經驗製訂的戰略計劃,往往難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題在這裏提出來了:如何才能夠確保持續地進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敗,思維主體都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對經驗和傳統的超越——唯此,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指導實踐的思維成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奧爾施塔特大戰中兵敗如山倒。拿破侖的俘虜中有一個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他就是後來享譽世界的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總結普魯士軍隊的失敗,克勞塞維茨說:“它不隻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更是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勞塞維茨把普軍的失敗歸於三點:一是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特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二是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三是士兵缺少愛國心和軍人精神。

34年後的1840年,中國軍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兵敗如山倒。以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曆史學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鹹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麵目。”為什麼中國的改革沒有更早進行?蔣廷黻認為耽誤20年的原因有三點:第一,中國人守舊思想太重,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極不容易;第二,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搖動,他們反對;第三,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戰略思維中進取性的意義,通過克勞塞維茨和蔣廷黻兩位前人的思辨性論述顯現出來了。“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魯士王朝,和“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樣盡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無法對劇烈變化的新的曆史環境做出戰略性回應,最終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狀態退出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