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講抗戰勝利是一個民族的覺醒呢？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日本人在最後發現，他們麵對的不是一個軟弱的國民黨政府，而是麵對一個日益堅強的、日益團結為一個堅強整體的中華民族。
我們舉個例子。1935年，當時日本的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就是：第一，在中國國內徹底消滅反日運動；第二，中日“滿”密切合作，就是說當時的民國政府和日本、偽滿洲國密切合作；第三，共同防共，共同防止共產黨。
當時廣田提出這個三原則之後，蔣介石當時忙於指揮陝北的“剿共”，沒有心思跟日本對抗，所以他曾經發了一個電報給汪精衛，說“廣田三原則”可以考慮。但是在當時強大的國內輿論壓力之下，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汪精衛，誰也不敢公開讚同“廣田三原則”。
後來日本人又搞了很多的動作，比如說搞“華北自治”，而且當時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人物也宣稱，冀察兩省——河北和察哈爾與日本有特殊的關係，而且當時的華北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還搞出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當時中國的地方軍事實力之人物力圖在日本人、蔣介石中間玩弄一個平衡，那麼這些平衡其實我們今天看是非常危險的。
當時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緊接著，南京學生遊行、武漢學生遊行、太原學生遊行，要求嚴懲漢奸，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而且當時上海的律師工會、全國的商會聯合會等多個團體致電南京政府，要求討伐叛逆，製止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向日本的這種偏靠。當時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社論，要求製止國家分裂。
正是在這種沸騰全國的輿論對中央的統治者和當時的地方實力派形成我們叫黃雀在後的強大壓力，才阻止了當時那些軍政人物為了手中的權力不顧民族大義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方麵能看出一種超越。抗日戰爭勝利僅僅就戰場上來看，一直到日本行將投降之前，日軍還在國民黨正麵戰場層層進攻。一直到1945年的4月底5月初，甚至到了6月份還在發動芷江戰事，就是日軍的最後一次湘西作戰。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正麵戰場具有兵力的優勢，具有兵器的優勢，甚至具有空中優勢，但是還在節節防禦，甚至還在節節敗退。
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之所以能頂到最後——重慶政府不管怎麼說它確實頂到最後了，沒有投降。那麼這點單單從蔣介石個人的抗日意誌和國民黨的抗日意誌來尋找原因我覺得是不夠的，它關鍵是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總體覺醒。
就像我們前麵講的，你看那些學生遊行，你看那些地方的包括工商會、律師協會、媒體所形成的強大壓力，它實際上代表什麼呢？就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覺醒，而這種覺醒是什麼呢？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共同認識到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那麼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地團結起來，雖然有若幹動作還是不太得力，但是畢竟是頂到了最後，頂到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為什麼講抗戰勝利是一個民族的覺醒呢？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日本人在最後發現，他們麵對的不是一個軟弱的國民黨政府，而是麵對一個日益堅強的、日益團結為一個堅強整體的中華民族。
我們舉個例子。1935年，當時日本的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就是：第一，在中國國內徹底消滅反日運動；第二，中日“滿”密切合作，就是說當時的民國政府和日本、偽滿洲國密切合作；第三，共同防共，共同防止共產黨。
當時廣田提出這個三原則之後，蔣介石當時忙於指揮陝北的“剿共”，沒有心思跟日本對抗，所以他曾經發了一個電報給汪精衛，說“廣田三原則”可以考慮。但是在當時強大的國內輿論壓力之下，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汪精衛，誰也不敢公開讚同“廣田三原則”。
後來日本人又搞了很多的動作，比如說搞“華北自治”，而且當時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人物也宣稱，冀察兩省——河北和察哈爾與日本有特殊的關係，而且當時的華北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還搞出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當時中國的地方軍事實力之人物力圖在日本人、蔣介石中間玩弄一個平衡，那麼這些平衡其實我們今天看是非常危險的。
當時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緊接著，南京學生遊行、武漢學生遊行、太原學生遊行，要求嚴懲漢奸，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而且當時上海的律師工會、全國的商會聯合會等多個團體致電南京政府，要求討伐叛逆，製止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向日本的這種偏靠。當時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社論，要求製止國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