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立身處世的切記要典 第九章 口舌之利禍害多
當今有不少人為了沽名釣譽，不惜以口舌之利敗壞別人的名聲，他們不知道，待人做事，如果一味多嘴多舌，可能就會適得其反，甚至可能觸犯忌諱，觸上黴頭。泄漏天機的人，易遭天譴。打聽人機的人，易招人怨。
明成祖時期，廣東布政使徐奇進京覲見皇上，帶了一批嶺南的藤席，準備饋贈京城的官員，不料剛進京城就被巡城官扣下了。巡城官把送禮的名單交給皇上。皇上一看，禮單上“群賢畢集”，惟獨沒有楊士奇的名字，很欣賞他的廉潔，就單獨把他召來詢問。
楊士奇說：“當初，徐奇從給事受命赴任廣東時，眾官員都作了贈別的詩為他送行，所以他用藤席來回贈。當時臣有病沒有做詩文，不然的話，我也在饋贈之列。今天雖然眾官員的名字都在禮單上，他們是否都接受禮物，還不知道，再說東西很小，恐怕也沒有其他目的。”
楊士奇一解釋，皇上的疑惑打消了，就將名單交給宦官燒掉了，從此再未過問此事。
楊士奇不愧是開方便之門，閉是非之口的大人物。這名單一燒，皇帝對大臣們再有疑心，許多官員也免於一場無妄之災。楊士奇不借機賣弄口舌，為自己出名而用心，這種大智謀，又豈是一句厚道或者忠君為國所能涵蓋的呢？
宋代趙普曆任兩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大缸在座椅的屏風後麵。凡是有人上書涉及宮中的敏感事宜，他都挑出來放在缺中，等到缺裝滿了，就派人弄到郊外去燒掉。
這種清靜無為的處世智謀飽含著黃老思想，也曾經為宋代另一位丞相李沆所認同，他曾經說：“當今國家的設施製度已經非常細致完備，我雖然高居相位，實際於實際政事沒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說有，那麼隻是把宮廷內外牽涉到利害關係的條陳、奏折一律不予上報，姑且用這個辦法輔理國事罷了。假如輕率地將宮廷內外所提的建議一一實行，損失就太大了。提建議的人可能隻是圖一時的進取，哪裏是替老百姓考慮呢？”
在當時，很多官員充斥在政府機關裏，不了解社會的實際情況，卻為了表明自己的才幹，通過各種途徑上奏折，輕率地出謀劃策，比如新建一些機構，改革一些製度。這些人隻用了一張紙，卻可能讓黎民百姓蒙受許多損失。
到了清議之風盛行的時候，這種弊端就更顯露無遺。清議派這些費正清所稱的“躺在安樂椅上的戰略家”，可以視為賣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務運動時期為例，清議彈劾之風也盛極一時。
李鴻章創建工業、倡導商務、修鐵路、辦電報等都曾被彈劾。1881年，李鴻章為了開平煤礦運輸，修了第一條唐胥鐵路。這條鐵路是修成之後才奏報的，而且還故意把鐵路說成是“馬路”。
但是反對派想到了他們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說機車行駛會震動東陵，黑煙會傷害莊稼，使小民失業等等，幾經周折，這條鐵路才被允許運行，最初還隻準用馬來拉！鐵路風波一直持續到1889年，鬧到李鴻章已經動工的津通鐵路被迫停工。
李鴻章對此痛恨至極，認為言官製度是最容易壞事的，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慮事實得失、國家利害，隨便找個題目，信口開河地暢發議論以嶄露頭角，可是國家大事卻受到阻撓。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沉默是金也未必不是一種保持自我清醒的最後方式。
羅大佑的歌中有這樣一句歌詞：“彩色的電視將世界變得越來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來越少。”這句歌詞道出了現代人所能切身體悟到的迷惘和失落。在這個“話語經濟”時代的“喧嘩和躁動”中，真正耐得住沉默的寂寞的人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孤立和孤獨。
然而越是如此，“沉默是金”也就越成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一句箴言。與賣弄口舌之利相比，沉默不僅是清醒的自我意識的體現，而且，正當行使“沉默權”的人會避免無端的傷害和獲得別人的尊敬。
一個冷靜的傾聽者不但到處受人歡迎，且會逐漸增長自己的閱曆；而一個喋喋不休的人，像一隻漏水的船，每一個搭客都趕快逃離它。同時，言多必失，多言多敗，隻有沉默才永遠不會出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