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幅T型帛畫最生動地體現了當時的神仙信仰。如一號T型帛畫中部，墓主正在從“人間”向“天上”攀升，處於“升仙”途中，在進入天門之前，天帝派遣兩使者前來跪迎。這幅“墓主升仙圖”完全體現了漢代盛行神仙信仰的景象。
馬王堆一號墓中出土的木槨。古代對於棺槨都有一個定義，如《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屍”。是說盛放屍體的器具都稱“棺”，不管其質料如何。如桐木做的叫“桐棺”，柏木做的叫“栢棺”，樟木做的叫“樟棺”。梓木做的叫“梓棺”等。對於槨的定義，《說文》：“槨，葬有木槨也。”段玉裁注：“木郭者，以木為之，周以棺，如城之有郭也。”古代文獻上常有棺槨連稱的。此類棺槨製度，盛行於戰國西漢時期。
馬王堆漢墓的棺槨，結構十分複雜，大致由枕木、槨室、棺三部分組成。如一號漢墓，墓坑底部放置三根巨大的方形枕木。枕木之上是龐大的槨室。槨室由內外壁構成四個邊箱和正中一個較大的棺室。四個邊箱放置隨葬器物，中間槨室放置重重相套的棺材。此種木槨的構造，沿襲著春秋戰國的形式，名曰“井槨”，意即形如方井。一號墓木槨，用粗大的木料製成，長6.72米,寬4.88米。四個邊箱和槨室上部，蓋有薄的隔板。再上為兩層厚蓋板，四周圍以邊框，上下左右，平整嚴密。全槨70塊木板之間，全用扣接、套榫與栓釘結合，無一金屬釘子。所有木板，全是整塊木料，最大者長4.48米，寬1.52米，重三千餘斤。從樹的年輪分析，主要利用心材部分，原木直徑當在兩米以上。一棵大樹，一般都是用锛（即斧頭）從中劈開，做成兩塊槨板。據有經驗的木工估算，僅一號墓的木槨，板材利用率之低、耗費之大是十分驚人的。
木棺的棺室中放套棺，一號墓有四層棺，全為梓屬木材。首層為黑漆素棺，內塗朱漆，外塗棕黑色油漆，素麵而無紋飾；朱地彩繪棺是第二層棺，內外均塗了朱紅色漆；黑地彩繪棺為第三層棺，該棺內塗紅漆，外表以黑漆為地；錦飾內棺為第四層棺，是直接裝殮女屍的棺木，也是軑侯夫人辛追最後長眠的地方，這具棺木內塗紅漆，外刷黑漆，在蓋板和四壁上，分別使用了鋪絨繡錦、絹等絲織品和黑色、橘紅色的羽毛來進行裝飾，使人感到異常華麗，彩色羽毛與色彩純正、構圖精細飽滿的絲織品相輝映，不僅表現出當時工藝水平十分精湛，也反映了西漢初期審美觀的水平和工藝技師的高度智慧，是難得一見的藝術珍品！
軑侯夫人辛追在沉睡了兩千多年之後終於麵世了！出土時身長154厘米，保存體重34.3公斤。出土時辛追頭上有黃黑色的頭發，下部精心地編綴了假發，然後別有三支不同的發笄，前額和兩髻裝飾有鑲金花形木片29枚。這些裝飾品在裝殮時可能是以絲線聯結戴在前額的，因絲線腐朽，出土時已經散亂。
辛追臉上蓋有兩件絲織物，一是醬色織錦，雙層線縫，蓋在前額及兩眼上，長11厘米，寬4厘米，中間寬2.5米。另一為填有絲綿的素絹，為長10厘米的束腰形，蓋在鼻子上。兩手握繡花絹麵香囊，香囊長約12厘米，直徑約4厘米，囊內盛香草等藥物。醫學專家認定這是她生前常常服用的必備藥品。腳上穿著方頭、尖稍上翹的青絲鞋（漢代女人不裹腳，但鞋長26厘米，相當於今42碼鞋。不過專家通過老夫人穿的長23.5厘米的絳紫絹襪可知辛追穿37碼鞋）。貼身衣服兩件，裏麵是信期繡絲綿袍，外麵是細麻布單衣。此外，用醬色絲帶把兩臂縛住，再在腹部集中，之後再用帶縛住足部。陰部與大腿之間也用絹裹絲綿加以填塞。足與棺之間的空檔處也用同樣方法填塞。另外，身上還有各式衣著、衾被等18層，加上貼身衣兩件，一共是20層。從頭到足層層包裹，然後橫紮絲帶9道。上麵又覆蓋絲綿2件。這些衣服總計起來，計絲衾4件、麻布單被2件、綿袍4件，絲質單衣6件，麻布單衣1件，此外還有絲織布殘片3塊。由此可知，軑侯家的人為其準備了春夏秋冬的衣服、被蓋，讓她到另一個世界還可以盡情享用。
女屍的頭、頸、軀幹、四肢均保存了完整的外形，皮膚濕潤且覆蓋完整，呈淡黃褐色，手摸有油膩感；頭發、眼睫毛、鼻毛附在原位，部分關節仍然可以活動，皮下脂肪豐富；軟組織豐滿而有彈性，用手按壓後，不僅能很快恢複原位，在注射防腐劑時，軟組織鼓起後能較快擴散、吸收；經X射線檢查，全身骨骼完整，兩側對稱，小至鼻骨及趾骨依然清晰可辯，外型與現代人沒有任何差別；屍體有眼球脫出，口張開，舌頭稍微挺出、直腸脫垂等死後早期腐敗現象，但因為一號墓密封良好，屍體的腐敗現象在下葬後不久就停止了。
這具女屍保存的年代之久、程度之好，在世界屍體保存記錄中都是十分罕見的。由於它明顯不同於呈幹癟狀的“木乃伊”和表麵似臘製模型軀殼的“屍臘”，也不同於骨骼脫鈣軟化而易於折斷的“泥碳鞣屍”，因此國際上已認同，在屍體的分類上就把馬王堆女屍命名為“馬王堆屍”。
經過醫學專家對其所作的各種病理檢查得知，辛追生前患有多種疾病。據專家研究得知，辛追是在吃甜瓜後（在其腸胃中，有138粒半尚未消化的甜瓜子），由於膽絞痛的急性發作，反射性地引起冠狀動脈痙攣，因此導致急性心肌缺血而造成猝死的可能性為最大，死時約50歲。
【橘子洲大橋】又叫“湘江一橋”、“五一大橋”，為長沙市第一座跨湘江大型橋梁。主橋長1250米，最大跨長76米，橋麵寬20米，其中混合車道寬14米，兩側人行道各寬3米。在最高水位時，兩千噸位的輪船可在橋下暢通無阻，另有282米長的支橋通往橘子洲頭。
1965年，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湖南祁陽人）到長沙視察工作，在去嶽麓山的途中，他看到排隊過河的車輛和行人，在五一路上足足有兩三公裏。於是陶鑄對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你們應該修一座橋了。還說修橋中南局出一半的錢，湖南自己出一半的錢，預算在2000萬元左右（當時離長沙不遠的湘潭早在1958年就經國際批準修建湘江大橋了，於1961年建成了湘江上麵第一座大橋，全長605.22米）。
正當修建湘江大橋的設計方案初步敲定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直到1971年，毛澤東發現了“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發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號召；時年9月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當時鄧小平還身在江西，他接連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要求出來工作。湖南政界敏銳地察覺到一個新的時機的到來，於是再次將修建湘江大橋和拉通五一路、建設火車站兩件事一起提上了工作議程。1971年9月，湘江大橋終於得以破土動工。在湘江大橋修建過程中，先後有80萬人次參與建設。
1972年9月30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天湘江大橋建成了。中國最後一個有河無橋的省會城市、古城長沙的居民，從此徹底告別了依靠渡輪擺渡過往湘江兩岸的曆史。
【鏈接】銀盆嶺大橋（湘江二橋，也叫湘江北大橋），位於開福區新河到嶽麓區銀盆嶺地段，1991年1月30日建成通車，是當時全國最大跨徑的雙塔單索麵預應力混凝土斜拉橋。全長3616.66米，主橋總長為1025.25米。兩岸引橋總長1330.68米，橋塔高53.72米。
猴子石大橋（湘江三橋），位於南郊公園南側，是長沙市二環線南段跨越湘江的特大型橋梁，全長1389米。為當時國內最大跨徑的v型斜撐連續橋梁，於2000年9月20日建成通車。
三汊磯大橋（湘江四橋），是長沙市二環線北段跨越湘江的特大橋，該橋橋型方案采用被稱為“橋梁皇後”的自錨式懸索橋。於2004年9月10日開工，全長2208米，主跨度328米，為目前世界同類型自錨式橋梁最大跨徑，2006年6月8日，成功合龍。
黑石鋪大橋（湘江五橋），全長3068米，2004年5月27日建成通車，是長沙市三環線南段跨越湘江的特大橋梁。
月亮島大橋（湘江六橋），全長1937米，於1999年10月19日建成通車，為公路鐵路兩用橋，位於開福區撈霞開發區龍王廟附近。
瀏陽河洪山廟大橋，為無背索斜塔豎琴式斜拉橋，在瀏陽河第九道彎末端，塔高136米，主跨度200米，居同類橋梁之冠，總投資1億元，2004年12月竣工通車。
【湘江】發源於廣西省臨桂縣海洋山，北流入湖南省，至濠河口彙入洞庭湖，全長856公裏，是湖南流域麵積最大的河流。湘江水係地處長江之南，南嶺之北，東以羅霄山與贛江水係分界，西隔衡山山脈與資水毗鄰。湘江主要支流瀟水、蒸水、耒水、漣水、淥水、瀏陽河、溈水。湘江流域在零陵以上為上遊，零陵至衡陽之間為中遊，衡陽以下為下遊。
【橘洲公園】坐落在長沙城與嶽麓山之間的湘江之中，它南北長約5公裏，狹窄處約40米，最寬處約200米，外形酷似停泊在湘江中的巨艦。
唐末李珣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讚美橘子洲的詩句：“荻花秋，瀟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畫。碧煙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為鄉，篷作舍，魚羹稻飯常餐。酒盈杯，書盈架，名利不將心掛”。橘子洲風光秀麗，過往商船及遷客騷人無不在此停留，因此成了一個集人文和自然於一體的旅遊勝地。西晉時，因洲上產橘子而有橘子洲之稱。唐宋時，橘子洲已成為當時的名景勝地，吸引著八方遊人，駱賓王、孟浩然、杜甫、韓愈、柳宗元、張九齡等著名詩人均在此吟詠，留下千古流傳的詩文。南宋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就經常取道橘子洲，往返於嶽麓、城南書院。
橘子洲在現代更為著名。一代偉人毛澤東在第一師範求學期間，經常暢遊湘江，在橘子洲“恰少年同學，書生意氣，揮斥方遒”。1925年，毛澤東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從而使橘子洲更加聞名。革命勝利後，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也沒有忘記青年時代在橘子洲度過的那段難忘時光，曾經先後7次回到橘子洲。
1904年，長沙開埠後，橘子洲成了列強逍遙的樂園。據不完全統計，從1911年英國領事館率先在洲上建房，短短十幾年間，在這0.6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有英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日本海軍俱樂部、日本照相館、美國福音堂、長沙海關稅務司、長沙鹽務司等公用建築和日本巡捕住宅、太古洋行、美國美孚洋行、花旗煙草公司私人住宅等。其所占土地為橘洲總麵積的40%，橘洲成為事實上的外國領事館和外僑居住區，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如今，橘子洲就像一個老建築博物館，“陳列”著當初的7處11棟近現代建築。2006年8月橘子洲公園開始擴建改造，改造中按照“修舊如舊”、“保護與開發利用相結合”的原則將這些建築全部列入保護範圍並有新用途，成為長沙為數不多的近代曆史風雲的見證。
橘子洲作為長沙山、水、洲、城的重要一部分，既是城市的綠肺，也是嶽麓山核心景區之一。長沙市斥資9.8億元，開發建設橘子洲，以自然風光為主體，以“生態、文化、旅遊、休閑”為主題經過拆遷，洲上建築物由以前的40多萬平方米減少到6萬平方米，大麵積地種植了樹木和綠地。洲上的27家企業和3000多住戶經過妥善的拆遷安置，全部遷出了橘子洲，使居民不再遭受洪澇之苦。改造中結合防洪和行洪需要，完成了橘子洲14公裏的岸線整治建設，疏通了周邊河道，並在坡岸全部改種耐水植物。
位於橘子洲頭的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是我國最大的毛澤東雕塑。雕塑高度為32米，基座至肩部高度為15米，長83米，寬41米，雕塑采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外表材料為花崗岩石材。雕塑高度選擇32米經過專家反複論證，並經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批。建得太高則其基座東西兩側會延伸到江中，且造價高，維護管理也難得多；建得太矮，雕塑掩映在樹林裏，就沒有統攬橘子洲的感覺，湘江兩岸人們也難以看到（如今，市民和遊客從瀟湘大道、湘江大道以及猴子石大橋、橘子洲大橋四個方向都能看到32米高的雕塑）。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是以1925年發表《沁園春·長沙》時32歲的青年毛澤東為原形，著重體現毛澤東風華正茂、指點江山的偉人氣概。
橘子洲頭有問天台景觀。所謂問天台，就是對天發問的平台。當年在湖南一師就讀的毛澤東為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經常站在橘子洲頭思考如何改變舊世界，建立新中國。後來毛澤東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建問天台就是這個緣由。洲頭廣場，則是專門為遊人休閑而建的，全部采用混凝土壓膜新工藝鋪砌，既環保又節約。問天台臨江而建，考慮到每年都會被水淹沒幾次，所以木地板都是專程從印尼、南非采購的菠蘿格木，以此達到防水防腐的作用。
從橘子洲頭到問天台要下27級台階。這寓意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後，離開湖南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剛好27歲。
位於橘子洲中的百米高噴，噴水時相當於30層樓高的建築。每逢重大節假日和重大活動，人們站在湘江兩岸的瀟湘大道和湘江大道上就可以看到。
位於橘子洲東岸的焰火廣場，南北長500米，平均寬為20米，是我省首個專門的臨江焰火廣場。橘子洲東岸距離湘江大道約600米，隔江燃放煙花爆竹不僅安全，還有利於市民觀看。與焰火廣場融為一體的音樂噴泉長達300米，是我省規模最大的噴泉。
橘子洲尾建有沙灘公園和天然遊泳場。公園內結合西岸水域設置陽光沙灘、沙灘泳池、室內遊泳中心及室內運動中心、室內遊樂中心和室外遊樂場等。
【嶽麓山】位於長沙的西端、湘江的西岸，是一個融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於一體、具有生態效應的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總麵積為36平方公裏，其核心景區麵積為8平方公裏。雲麓峰為景區最高峰，海拔近300米。嶽麓山雖不高，但卻是一座巨大的“自然博物館”。整個山體全被樹林覆蓋，自然極其豐富。全區植物種類有174科，977種，以典型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和亞熱帶暖性針葉林為主，部分地區還保存著大片原生性常綠闊葉次生林。古樹名木，隨處可見，晉朝羅漢鬆、唐代銀杏、宋元香樟、明清楓栗，都是虯枝蒼勁，高聳入雲。其中，100年以上古樹有14種349棵，如晉朝羅漢鬆，距今已有1700餘年的曆史。全國大中城市在有如此豐富的自然植物資源者，實屬罕見。據科學考證，長沙市區的氧氣消耗量中，五分之一來源於嶽麓山。由此可見，嶽麓山也可以稱作是長沙市的“氧氣站”。
嶽麓山係南嶽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約形成於距今1億年的中生代。據南北朝時的《南嶽記》記載：“南嶽周回八百裏，回雁為首，嶽麓為足。”嶽麓山由此得名。
【愛晚亭】坐落在嶽麓山青楓峽，原名紅葉亭，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嶽麓書院山長羅典所建。它與安徽醉翁亭、杭州湖心亭、北京陶然亭並稱為中國四大文化名亭。
說起“愛晚亭”，大家可能都會聯想到唐朝詩人杜牧那首著名的《山行》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確，愛晚亭周圍的風光可以說是將杜牧《山行》詩的意境體現得淋漓盡致，而愛晚亭之所以名聲大噪，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這首詩。可杜牧卻不是為了這座亭子寫的詩，因為杜牧是唐朝人，愛晚亭是由清朝湖廣總督畢沅根據杜牧的詩句而改名得來的。
愛晚亭還有一種說法。傳說江南性靈派詩人袁枚來長沙講學，慕羅典之名，特來嶽麓書院拜見。羅典以袁枚辦學招收女弟子、亂了學規為由，在書院門前貼出一幅對聯：“不為子路何由見，非是文公請退之”，拒絕見之。同時，還派學生名為陪遊，實為監督，隨時將袁枚的言論報告給他。袁枚在遊山時的言論陸續傳來。一個學生報告說，袁枚很少介紹自己，而老是向我們了解先生的治學方法。不是我們聽他講學，倒是他聽我們介紹先生的治學辦法。羅典聽了，心頭一熱，感到袁枚為人處事非同小可；又有學生報告說，袁枚在山上和我們席地而坐，一起切磋學問，一點也不像個先生，倒像個年紀稍大的學生。羅典聽了，“霍”地一下從座椅上站起，脫口稱讚道：“這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啊！”；又有學生報告說，袁枚提議將紅葉亭取杜牧“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詩中“愛”、“晚”二字，改名為愛晚亭，會更有詩意。羅典一聽，拍案叫絕，大聲對學生們說：“袁公，真是有學問的人啊，你們趕快打開中門，請袁公進院講學！”從此，羅典和袁枚結成好友，紅葉亭遂改名為“愛晚亭”。
【嶽麓書院】嶽麓書院與湖湘文化幾乎是同步形成和發展起來，對湖湘文化的形成、發展、演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故而它成為湖湘文化的象征，是現代湖湘文化人的精神聖殿，今天人們仍將嶽麓書院視為湖湘文化的思想發祥地。要繼承和發揚嶽麓書院“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誌於成人”的文化精神、教育傳統，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湖湘文化。
【鏈接】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認為：湖湘文化從空間上說，它是指湖南省區域範圍內的地域文化；從時間上說，它是兩宋以後建構起來並延續到近現代的一種區域文化形態。兩宋之時，中國文化發生了三個重大的變化，這是湖湘文化形成的曆史條件。
首先，兩宋時期興起了理學思潮。其次，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其三，儒學地域化的出現。理學思潮的興起，標誌著一種更具有綜合性的新儒學的文化形態出現，又由於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家地域化，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湖湘繁衍、發展，從而導致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
縱觀湖湘文化發展的曆史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是兩宋，在中國文化的三重演進的背景下，奠基、發展出理學型的湖湘文化，湖湘學者走在學術文化的前沿，使湖南成為獨具特色的“理學之邦”。第二個高峰期是清初至民國的三百年間，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湖湘士人能在這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實現文化的轉型。他們再次站在文化變革的前沿，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近代湖湘文化在這場近代化運動中發出耀眼的光彩。
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有兩點：其一是思變。其次是求新。
湖湘文化的成就最令人矚目的亮點：首先，是湖湘士人們創造出了大放異彩的學術思想。從周敦頤《太極圖說》與胡宏的《知言》，到“六經責我開生麵”的《船山遺書》；從魏源風行海內外的《海國圖誌》，到譚嗣同那震驚學術思想界的《仁學》，它們都是彪炳史冊的思想學術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創造的巨大政治事功。從宋朝開始，一批批抗金名將就是湖湘學人；清代湘軍將領也同樣既是儒生出身，又能馳騁疆場；舉兵起義的黃興、蔡鍔，既是舞文弄墨的書生，又是驍勇善戰的軍事將領；毛澤東既是詩人、哲學家，也是一位指揮軍隊南征北戰的軍事家。
另外，湖湘文化的閃光還來自於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的魅力。湖湘士人本來就成長於湖湘之地，他們的性格特質、知識學問、行為方式均打下了湖湘民性烙印，而湖湘民性是湖湘文化的草根性基礎。
湖湘的民性、民風，一方麵表現出質樸、篤實、勤勉、耐勞等特性，普遍具有實幹家品格；另一方麵，湘人向來被稱之為荊蠻之民，一個“蠻”字鮮明地表達出湖南人倔強、剛直、任勇的性格。
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陳獨秀稱其為“湖南人底精神”、楊毓麟則稱之為湖南人“特別獨立之根性”。湖湘士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具備著堅毅頑強、踔厲敢死的強悍之氣，還有敢於爭先的任勇之氣。
嶽麓書院在嶽麓山腳。背靠嶽麓山，麵臨湘江水，山屏水障，藏精聚氣，鍾靈彙秀。唐末五代時，智璿等二僧“念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遂在此辟地建房，購書辦學，使“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形成一個學堂的雛形。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襲擴建，創立嶽麓書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見山長周式，賜“嶽麓書院”匾額，嶽麓書院遂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南宋時期張栻主教，湖湘學派發展到最盛；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開書院會講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張之學為正宗的學術傳統。
清朝廷為褒揚嶽麓辦學之功，先後頒賜“學達性天”、“道南正脈”額，將嶽麓書院列為省城大書院。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時務學堂創辦後相繼改名為求實書院、湖南大學堂。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與嶽麓書院合並改為湖南高等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學堂為學校，擬辦湖南大學，期間先後遷入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至1926年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其間曆時千年，弦歌不絕，故稱“千年學府”。
嶽麓書院,這座創建時間僅晚於摩洛哥加魯因大學的世界第二古老學府，它21000平方米的土地無時無刻不在展示著自己的沉澱和傲氣，讓人忍不住去頂禮膜拜。嶽麓書院現為湖南大學下屬的一個學院，招收曆史及中國哲學方麵的碩士生、博士生，學生人數達100餘人，教室在祭祀孔子的文廟之後。
舊時嶽麓書院的大門叫山門，建在江濱，即在今天的牌樓口。宋、元、明時期，那裏一直有一座高矗的牌樓。樓為石質，正中鑲著宋真宗“嶽麓書院”石刻。從前，要進書院大門必須通過層層考試，普通人等不可擅入；明《嶽麓誌》雲：“宋潭士目居學讀書為重，嶽麓書院外，於湘江西岸複建湘西書院，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書院生，潭人號為三學生（潭州州學和湘西書院、嶽麓書院即為‘潭州三學’）”。這裏說，北宋後期官辦州學的學生考試成績優良者，升湘西書院。湘西書院考試成績優良者，方可升嶽麓書院。作為久負盛名的辦學機構，講學者也大都是全國知名的大師，學生又是經過如此層層考試和推薦才能錄取的，從而贏得“千年學府，弦歌不絕”的美謄，我們便不難理解曆代皇帝為什麼對它青睞有加了。
“千年學府”門匾是今人集唐代長沙籍大書法家歐陽詢的字鐫刻而成的，門前的對聯“千百年楚材導源於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光”，是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度虞愚先生撰寫，它高度概括了嶽麓書院在培育人才和發展學術方麵的曆史地位與作用。嶽麓書院是目前國內曆史最久、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一所古代書院。盡管中國的書院始於唐朝，但當時僅隻是藏書、讀書和編書的地方，由於北宋實行“偃武修文”政策，書院的教育功能才真正凸現出來，並得以迅速發展。當時最著名的書院有河南的睢陽書院、嵩陽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和湖南的嶽麓書院等。這些書院中隻有嶽麓書院延續千年，發展成現代的大學——湖南大學。可以說，嶽麓書院就是中國教育的一個縮影。
赫曦台，原是建於嶽麓山頂的觀日台。南宋乾道年間，朱熹應嶽麓書院山長張栻的邀請來書院講學，兩人常於清晨同登嶽麓觀日出。朱老夫子一見太陽升起，十分興奮，拍手歡呼“赫曦、赫曦”（“赫”指紅色，“曦”指朝霞，合起來就是旭日東升，紅霞滿天）。於是張栻便在山頂修建了一座赫曦台以資紀念，後來山頂的赫曦台荒廢了。清乾隆55年（1790年），山長羅典在此搭建了這座前台。道光元年（1821年），山長歐陽厚均將此台改名為“赫曦台”，以紀念朱熹和張栻。
赫曦台為石砌台基，居高開闊，平麵呈“凸”字形。中間的屏風正麵是嶽麓書院總體平麵圖，書院分為四個部分：講堂及兩邊的齋舍是教學區；講堂後麵禦書樓是藏書區；講堂右後方，包括文廟和專祠，是祭祀區；左後方是園林區。這是古代書院比較典型的格局。
在赫曦台上的左右內壁上有高約2米的“福”、“壽”二字。說到這兩個字，還有一個故事。傳說清朝嘉慶十二年鄉試以後，州縣長官在書院宴請中舉的舉人，取《詩經》中《鹿鳴》之意而稱為“鹿鳴宴”。這時候一位腳蹬草鞋、衣衫襤褸的老道士也大搖大擺地登堂入室。眾人見來客是個無名老道，瞧不起他，便戲謔地叫他寫個字看看。老道一手掂須，一手提起堂前的掃帚，沾著地上的黃泥，在牆上寫下一個丈餘高的“壽”字，揚長而去。這個“壽”字寫得筆走龍蛇，力透骨肌，妙不可言。眾人目瞪口呆，這才知道遇上了仙人，但再也尋不著老道了。後來，山長羅典為了彌補過失，也為了對稱，在對麵牆上補書了一個“福”字，但這個“福”字的筆力就大不如“壽”字了。故事雖然有些神話色彩，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反映，“福壽”代表著中國老百姓對於美好生活的殷殷企盼。赫曦台頂部雕飾的八卦圖、壽字紋和蝙蝠圖案，都是象征“福”、“壽”的意思。其中這個“壽”字就像一個蛟龍盤旋，“福”字則有猛虎下山的氣韻，這也寓意了嶽麓書院可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人說，嶽麓書院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從這裏也可以略見一斑了。
在屏風的另一麵則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明代著名理學家、心學創始人王守仁以及毛澤東留下的與赫曦台有關的詩句。它說明赫曦台曆史久遠，已融入曆代名人的文化活動之中。
嶽麓書院是以大門、二門、講堂、禦書樓為中軸對稱排列，縱深多進的院落，師生齋舍、祭祀祠堂等排列兩旁，層層遞進，有一種莊嚴、神妙、幽遠的縱深感，體現了我國儒家文化尊卑有序、主次鮮明的社會倫理關係。赫曦台外側前後左右兩壁簷上，分別塑有《張良進履》、《老子出關》、《麻姑獻壽》和《秋胡戲妻》等傳統戲曲故事，造型別致，形態自如。牆上還有代表八仙的簫、花籃等器物，都是典型的湖南地方戲台風格。赫曦台的立柱上還有一副對聯：“合安利勉而為學，通天地人之謂才。”上聯中的“安”，指安然自得；“利”指利益；“勉”指勉強。上聯意思是說治學要不論安、利、勉哪種情況，隻要鍥而不舍，都能夠達到目的；下聯的意思是說，要通曉天、地、人的道理，才能稱得上“才”，也就是說要博學成才。它表達出古代學者的人才觀念，是由清代的進士，曾任湖南布政使的左輔撰寫，當代書法家王超塵書寫。
嶽麓書院曆史上經曆過多次兵火與重建，目前保存的是明清時期的建築格局。如今的大門重建於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采用南方將軍式結構，建於十二級台階之上，五間硬山，出三山屏牆，前立方形柱一對，白牆青瓦，置琉璃溝頭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繪遊龍戲太極，間雜卷草雲紋，整體風格威儀大方。門額“嶽麓書院”是宋真宗的字跡。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認為嶽麓書院辦學很不錯，又聽說山長周式以德行著稱，特別召見周式，拜為國子監主簿，要他留在京城講學做官。但周式心係嶽麓，請求回院。皇帝就親賜此禦匾懸掛於大門正上方，並賜經書等物品。嶽麓書院從此名聞天下，前來求學者絡繹不絕，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
大門的兩旁有一副著名的對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相傳清嘉慶年間，嶽麓書院進行大修，完工以後，門人請山長袁名曜撰寫對聯（袁名曜，字道南，號峴岡，湖南寧鄉人，進士。嘉慶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任嶽麓書院山長。創建濂溪祠，重修六君子堂，改建自卑亭於孔道中，重修朱張渡等，成績卓著）。袁名曜出了上聯“惟楚有材”，要學生應對。山長的上聯初看似乎簡單，實際非常有難度。上聯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這就要求下聯也出自典故，大家苦思不得結果。恰好貢生張中階路過，他脫口而出“於斯為盛”，對得十分巧妙。張中階對的下聯出自《論語·泰伯》“孔子曰，才難，不其言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上下聯出有典，而且意義關切，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各位要注意，這裏的“惟”和“於”都是語氣助詞，沒有具體意義，並不是“隻有”和“在”的意思。用現代語言來解釋這副對聯，意思是說，湘楚大地人才眾多，嶽麓書院這裏尤為興盛，這是前人對嶽麓書院人才輩出的讚譽。的確，嶽麓書院集中了一大批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朱熹、張栻、王陽明等；也培養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優秀學生，如哲學大師王夫之、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教育家楊昌濟等等。說這裏人才興盛，實不為過。
嶽麓書院是古代文教建築，它廣泛應用寓意深遠雕刻、對聯、匾額等裝修手法，把人生哲理、傳統美德、儒教家訓等與建築結合起來，營造一種人文環境，達到教育人的目的，這也是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的特征之一。
大門前有兩個大理石的門當，據說是宋代的作品。正麵雕刻有浮雕“三獅戲球”，表示國泰民安，吉祥喜慶的意思；背麵有“錦雞芙蓉”，意為“錦上添花”；其他圖案如梅、蘭、竹、荷、花、白鷺等，都反映了封建文人的世俗願望和政治報負。
大門左右牆上還有一副當代學者的對聯：“治無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觀四海潮流，千秋講院；學有因革，通變為雄，試忖度朱張意氣，毛蔡風神。”上聯的意思是說，無論古往今來，治理國家，都是把培育人才作為急迫的任務，切不可忽視世界的曆史潮流和千年學府的作用。下聯的意思是說，做學問，既有繼承，又要革新，英雄豪傑就在於能順應時勢，融會變通，試想一想，宋代的朱熹、張栻，現代的毛澤東、蔡和森，他們的治學方法，不是值得後人深思和仿效的嗎？
“二門”，它采用五間單簷懸山結構，中間開有三張門，花崗岩門框；左右為過道，通往南北齋舍。二門門額正上方懸有“名山壇席”匾，兩旁有對聯“納於大麓；藏之名山”，上聯出自《尚書·堯舜典》，下聯出自《史記·太史公自述》，意思是嶽麓書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闊物博的嶽麓山中。
二門過廳兩邊有清代山長羅典所撰的對聯：“地接衡湘，大澤深山龍虎氣；學宗鄒魯，禮門義路聖賢心。”上聯點出嶽麓書院的地理位置，山接衡嶽，水臨湘江，深山大澤，龍盤虎踞，氣勢非凡；下聯描寫嶽麓書院繼承孔孟學說，崇尚聖賢之道，是學習禮義的好地方。這副對聯用22個字，把嶽麓書院獨特而優越的地理環境和源遠流長的儒學傳統描寫得淋漓盡致，恰到好處。
二門背麵有牌匾“瀟湘槐市”。原匾為清代學監程頌萬所撰書，抗日戰爭中被毀。現匾為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楚圖南補書。“瀟湘”泛指湖南，而“槐市”指漢代長安城北的一片槐樹林，當時京城長安的書生們常聚於此。“瀟湘槐市”指嶽麓書院是湖南的槐市。文人、學者經常聚集於嶽麓書院，人才之興盛，有如漢代長安之槐市。
講堂，位於書院的中心位置，是書院的主要教學地點和舉行重大活動的場所。北宋嶽麓書院創建時，即有“講堂”，明代稱為“成德堂”，後來改稱“靜一堂”或“忠孝廉節堂”。
講堂簷前懸掛著一塊“實事求是”作為校訓的匾額。“實事求是”源於《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旨在教育學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青年毛澤東在嶽麓書院求學期間，也深受嶽麓書院文化的熏陶。後來在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製定校訓時，他題寫了“實事求是”，從而使之廣為流傳，家喻戶曉。
講堂的大廳中央懸掛著兩塊鎦金木匾。一塊便是由乾隆皇帝禦賜的“道南正脈”匾。這裏的“道”是指理學。此匾的意思是說嶽麓書院所傳播的湖湘學派是理學南傳的正宗。它表明了嶽麓書院在中國理學傳播史上的地位，是皇帝對嶽麓書院傳播理學的最高評價。唐宋時期，一些儒學思想家吸取佛家、道家新的思想，發展形成儒家新的思想體係，其中以程頤和朱熹為代表的哲學思想被稱為“理學”。北宋時，程頤、程顥兄弟以理學鼻祖周敦頤為師，在洛陽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其學說史稱“洛學”，從學者皆西北士子。後來福建學者楊時仰慕程頤，專程赴洛陽拜師，當到達程頤家門口時，天正下雪，而程頤正在火爐旁睡覺，楊時不便入內驚擾，便站在雪地裏耐心地等老師醒來。這就是被傳為佳話的程門立雪的故事。楊時學成南歸時，向其師程頤告別，程目送門外，喜曰：“吾道南矣！”此後，理學通過楊時傳播到江南，並形成“關學”、“閩學”、“湖湘學”等眾多學派，影響深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自閩來訪，與張栻會講於書院，這就是著名的“朱張會講”，是嶽麓書院發展史上的盛事，影響深遠。來聽講學的人甚多，“一時輿馬之眾，飲水池立涸”。
另一塊是“學達性天”匾，由康頤皇帝禦賜。這裏的“性”是指人性，“天”是指天道，意思是人通過對理的體悟，可以認知天命，達到天人合一的地步，也有督促學生不斷學習、學無止境的意思。
講堂前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沅生芷草，澧育蘭花”，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友蘭先生所書。此聯援引《湘夫人》中的一句話：“沅有茝兮澧有蘭”，略作改動，便成為“沅生芷草，澧育蘭花”。從全聯看，上、下兩聯，各自成對。在內容上也有內在邏輯聯係：為什麼“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沅生芷草，澧育蘭花”（今人大多以為，“茝”與“芷”應指的是同一種香草）。
講堂屏壁正麵書有《嶽麓書院記》，為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由書院主教、著名理學家張栻撰寫。它闡明了嶽麓書院反對科舉利祿學問、培養傳道濟民人才的辦學思想，對書院教育具有重大影響。書院講堂左右兩壁“忠孝廉潔”四塊大碑，均為行書，飽滿有力，由朱熹手書，曾嵌於尊經閣。現存石碑是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歐陽厚均刊立。講堂前軒廊兩側，與忠孝廉潔相映襯的還有“整齊嚴肅”四塊大碑，碑上還有“乾隆丁醜歐陽正煥書”字樣，每塊碑上還有勒石人的姓名。講壇上放著兩把椅子，一種說法，說是為了紀念朱熹與山長張栻的“朱張會講”；另一說法，說古時候講課一般有兩個老師同時在台上，一個負責講述儒學經典，另一個負責對其中深奧之處加以解釋。“講解講解”就是這個意思。
【鏈接】很多人都在議論“朱張會講”，說那時不像現在全國推行普通話，辯論起來語言不通，怎麼個辯法啊？“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就連當年秦始皇統一了文字，他也統一不了語音。朱熹是江西婺源縣人，而張栻是四川綿竹人，各自的方言實在相差很大。對於那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都要求學會普通話，難度跟讓黃河水變清差不了多少，當然也沒這個必要。易中天的《大話方言》中就說：“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曆來管不了，管得了的隻有官員。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官話，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將不國。比方說，將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將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裏計？做官就更談不上。”
禦書樓，在清代是民間較大的一座圖書館，藏書最多的時候有2萬多卷，製定有藏書條例，管理科學而且嚴格。原樓抗戰時全毀，現在的禦書樓係1988年湖南大學重新修建，是一座宋代風格的三層樓閣建築。嶽麓書院在創建初期就講堂後麵建有書樓，後來宋真宗賜書給了嶽麓書院，更名為禦書閣，現在是湖南大學的古籍圖書館，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誌曾將其萬餘冊個人藏書捐贈給嶽麓書院。在回廊牆壁上，有《朱熹詩碑》、《重修嶽麓書院記》等碑刻，都是具有極高研究價值的文物。
我國古代藏書樓很注重防火，樓前大多建有水池，房屋之間還建有高高的封火牆。同時出於封建迷信，在大樓屋脊的兩端常常塑有兩條昂首的龍。據說這是龍的第九個兒子，喜好吞火，用它來防止火災。至於簷角的寶劍，則是為了防止它頑劣，用寶劍鎮住它。
中國古代書院的多具有教學、藏書和祭祀功能。除了教學用的講堂和藏書用的禦書樓外，右邊青牆黑瓦的院落便是嶽麓書院的祭祀區，這裏主要祭祀曆代儒家理學大師和書院培養的部分高徒。“濂溪祠”是紀念理學鼻祖、道州濂溪先生周敦頤的；“四箴亭”是紀念理學奠基人四箴作者程顥、程頤兄弟的(四箴為視、聽、言、動)，他們的學說合稱為“洛學”，後來又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崇道祠”是紀念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張拭的；“六君子堂”是紀念曆史上為嶽麓書院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朱洞、李允則、周式、劉珙、陳鋼、楊茂元六個人的；“船山祠”是紀念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的。
【鏈接】周敦頤（1017～1073），道州營道縣（今道縣）人，晚年定居廬山蓮花峰下，建濂溪書堂，世稱濂溪先生。作為理學鼻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善惡等，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周敦頤生前並不為人們所推崇，學術地位也不高。人們隻知道他“政事精絕”，宦業“過人”，尤有“山林之誌”，沒有人知道他的理學思想，隻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學造詣很深，並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到他的門下，後二程均為著名理學家。南宋學者胡宏對敦頤的理論學加以尊信，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他評價很高，張栻稱他為“道學宗主”，其名聲逐漸大起，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紛紛建濂溪祠紀念他，寧宗賜敦頤諡號為“元”，到理宗時，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鼻祖地位。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思想家，衡陽人,不到20歲就進入嶽麓書院就讀，其“經世致用”的學風深深印入了他的頭腦。學成之後，他廣交朋友、評議時政，明亡後又在衡陽舉兵抗清，戰敗後逃亡於湘南一帶荒山野嶺，晚年隱居在衡陽金蘭鄉石船山附近著述（故學者稱他為“船山先生”）。
王船山集古代唯物主義思想之大成，對宋明理學和佛、道思想均作了深刻的抨擊和總結、改造，使我國樸素唯物辨證的理論形態發展到頂峰，也為近代啟蒙思想的醞釀創造了條件。王船山針對“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思想，提出了“事隨勢遷而法必變”和“趨時更新”的政治主張，王船山認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認為不斷前進的曆史和時代，不存在一成不變的製度和法令。這與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使國不必法古”和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王船山認為曆史發展是有一定規律和趨勢的，即“勢”和“理”。“順必然之勢，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王船山的思變理念養育了一代又一代革故求新的誌士仁人，從魏源的洋為中用、曾國藩的篤實學風、到毛澤東《實踐論》等,一直都在傳承著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以此來為中國想出路，達到求新求變。
文廟，位於書院左側。是儒家至聖先師孔子的專祠，由照壁、門樓、大成門、大成殿、兩廡、崇聖祠、明倫堂等部分組成，自成院落。自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教育界開始祭祀孔子。北宋時期嶽麓書院曾建禮殿於講堂前，內塑孔子及十位哲人像，畫七十二賢圖。明朝天啟四年（1624）重修，正式稱為文廟，其規格與各郡縣文廟相當。其後雖屢興，但建築格局未變。
園林區，有始建於北宋之初的百泉軒，元代著名理學家吳澄的《百泉軒記》中就說百泉軒前的溪泉，“如雪如冰，如練如鶴”；也有為紀念時務學堂而建的時務軒；還有藏有我國著名書法史上著名的《麓山寺碑》的麓山寺碑亭等建築。碑廊中則嵌立有曆代遺碑13方，其中有朱熹手書的“道中庸”、“極高明”等碑，還有新製的嶽麓書院文獻史料的碑刻27方等。
【鏈接】歐陽詢(557～641)，唐代大書法家，潭州臨湘人。歐陽詢楷書法度嚴謹，筆力險勁、瘦硬，意態精密俊逸，自成“歐體”，後人將他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並稱為“初唐四家”。據史書記載，歐陽詢“雖貌甚寢陋，而聰司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唐高祖李淵就曾感歎地說：“沒想到歐陽詢的名聲竟大到連遠方的夷狄都知道。他們看到歐陽詢的筆跡，一定以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魏源（1794～1857），字默深，邵陽隆回金潭人，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者、進步思想家、史學家、詩人，我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
魏源一生都不怎麼行運，直到52歲才考中進士。進京赴試前，他在致好友鄧顯鶴的信中自我調侃道：“中年老女，重作新婦，世事逼人也致此，奈何？”魏源時運不濟，於是就用編書、著書來傳播自己的思想。他先是編纂了體現他自己“經世致用”主張的《皇朝經世文編》，之後編撰的《海國圖誌》是中國近代首部較完備的世界地理書籍。他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學者稱如果“沒有魏源的《海國圖誌》，就沒有日本的明治維新”。
晚清時的中國被馬克思視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幾千年來雖曆經匈奴入侵，五胡亂華，蒙古滅南宋，滿人入主中原等等，但老祖宗仍用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勝利法來緩解痛苦和屈辱，愣是將孔孟的仁義之道發揮到了極致，竟然將其同化了。緊抱“天朝中心論”的大清帝國沉浸在往日的美好回憶之中，誌驕意滿的孤芳自賞著。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特使馬戛特尼公爵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堂上拒不叩頭，一直以為“四夷賓服”的大清帝國才發現世界之大，竟有不肯下跪之硬膝頭。到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來了，炮彈也來了，清王朝的“強國夢”才提到議事日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得到林則徐、陶澍、龔自珍、湯鵬、賀長齡等少數人熱烈響應和支持。他們痛感中國“器不良也”和“技不熟也”，認為要改變清王朝落後挨打的局麵就必須從“器”與“技”這兩方麵迅速入手。可是封建專製政體的內部已經缺乏強旺的造血功能，慈禧太後除了驕奢淫逸、講排場，好虛榮，怎麼能領導一個如此老朽的帝國來獲取一線生機？！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味藥效有限的偏方，在“缺醫少藥”的情勢下，已經是了不起的止血療法。但其經驗教訓提醒了孫中山、宋教仁及其後人：單純的“師夷長技”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達不到“以製夷”的效果。封建體製狹小的瓶頸讓強國夢永遠不可能變成現實，沒有政治現代化，終將事與願違！
蔡和森，1895年生於上海，4歲隨母親回到家鄉雙峰縣生活。1913年，考入長沙鐵路專門學校，後轉入第一師範，在校內以才學出眾而著稱。1917年6月畢業後，與毛澤東寄居在半學齋楊昌濟的寓所，共同探求救國的道路。1917年秋，蔡和森全家遷到嶽麓山溁灣鎮劉家台子。從此，這裏成了革命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的重要場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共同得出一個結論：要改造社會，光靠幾個人的力量不行，必須集合很多誌同道合的同誌，結成堅強有力的團體。於是，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裏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學會的名稱是蔡和森根據《禮記·大學》篇中“在新民”和《書經·湯誥》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譚嗣同、梁啟超倡導的“新民之道”之意提出來的。參加成立大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等13人，加上沒有到會的李維漢、周世釗等人，最初的會員有20餘人。1920年初，蔡和森與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蔡暢的同事向警予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並在法國巴黎組織勤工儉學勵進會，領導勤工儉學學生的正義鬥爭，後被法國政府強行遣送回國。1921年12月，蔡和森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在上海領導了五卅運動。1931年6月，由於叛徒出賣，在香港被捕，後被引渡到廣州，壯烈犧牲，年僅36歲。
蔡鍔，1882年出生於洞口縣。7歲時，蔡鍔赴試10歲以下的童子科。主考官學政江標調侃道：“怎麼，子將父作馬呀？”蔡鍔答：“父願子成龍嘛！”江標又出偏招考他，叫他在一張小紙片上麵寫一萬個字。蔡鍔想，方寸大的紙片哪能寫一萬個字呢？他是要測驗我的《三字經》。於是他揮筆疾書“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江標當即讚之為“神童”。15歲時蔡鍔進長沙時務學堂，聆聽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和熊希齡改革論。蔡鍔原名艮寅，在時務學堂受到革命思想影響，後來參加了自立軍起義，因送信回湘，幸免於難。悲憤之餘，他決意改名為“鍔”，意思是：願為刀劍之刃，直刺邪惡勢力。1898年，“百日維新”夭折，蔡鍔驚悉譚嗣同喋血京城菜市口，他由南洋公學毅然轉赴東瀛，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
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蔡鍔任雲南新軍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武昌起義後，他舉兵響應，任雲南總督。蔡鍔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為“擁袁——疑袁——倒袁。”最初，蔡鍔留學東瀛，得到過袁世凱一千銀洋的資助，他也跟黃興、孫中山一樣，對袁世凱抱有較大的幻想。1913年3月，“宋案”發生，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派遣專使譚心休與雲南都督蔡鍔秘密接洽，蔡鍔還處在疑袁過程。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袁世凱向蔡鍔保證：“交涉完，思一雪此恥！”但作為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不爭的事實。同年8月23日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鼓吹君主憲政。蔡鍔對袁世凱的權利欲望已有相當明顯的戒備，於是梁啟超和他決定，一個退到暗處，另一個進到明處。退到暗處的蔡鍔以推翻袁世凱為大任，不宜預先暴露目標，進到明處的梁啟超現在要用筆揭破袁氏假麵為急務。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賣友求榮，蔡鍔一直耿耿於懷。恩師譚嗣同喋血菜市口之日，也正是蔡鍔發誓推翻帝製之時。你逼我讚成帝製，我蔡鍔就幹脆表麵上讚成你，實際上我行我素。為使袁黨放心，蔡鍔竟以自甘墮落的方式常常流連於秦樓楚館，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就發生那時。1915年12月初，蔡鍔喬裝出京，繞道日本、香港後潛入雲南，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李烈均在昆明電告全國，宣布雲南獨立，反對帝製，武力討袁，打響了護國戰爭第一槍。袁世凱稱帝以醜劇始，以鬧劇終，一月之後，袁世凱因憤恚至極而一命嗚呼。
蔡鍔將軍有大胸懷大氣魄，不僅主張“軍人不黨主義”，還特別關心民生疾苦。任雲南都督時，雲貴兩省的商賈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計著要為他鑄造一座高大威武的銅像。蔡鍔卻將這筆款子用於賑恤兩省的饑民。事後，他對大家說：“君等鑄我像，享受榮名，在百年千年之後，若輩哀鴻，食此涓滴之賜，當可活命無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1916年11月8日淩晨2時，因肺癌與喉結核，蔡鍔將軍溘然病逝，年僅34歲。
有人說，英雄不短命，便不足以稱為英雄；美人不短命，便不足以稱為美人。“齎誌以歿”和“英年早逝”這八個字，猶如黃連一樣，是短命英雄留給我們最苦澀的回味。梁任公《護國之役回顧談》一文的結尾猶然可誦，那聲音知仿佛陣陣鬆濤，在穀中持久不絕地回蕩而又回蕩：蔡公死了嗎？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永遠住在我們青年心坎裏頭。
黃興，原名黃軫，字克強，1874年出生，湖南善化人（北宋時期長沙城市的南半部從長沙縣劃分出來，設置善化縣，這“善化”之名據說也因書院之盛，取意於“彬彬向善，倡化邑人”）。黃興為人題詞，多以“無我”、“篤實”、“不愛錢”、“不怕死”相激勵，他認定“天下事所謂不愛錢不要命，無不成者也”。黃興雖字克強，其權力欲望卻並不強。黃興曾為人書聯一副：“古人卻向書中見，男兒要為天下奇。”同盟會元老胡漢民曾說：“黃興是個標準的‘湖南騾子’。更隱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氣，其雄健不可一世，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先生使人，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傳聞耳熟是語，以為即先生生平治已之格言。”被黃興視為智囊的李書城，曾頗為感慨：“克強總是個最平實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戰身先士卒，愛護袍澤；做人推誠務實，容忍謙恭；受害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說已之長。”章士釗更是他不止一次的講過：“吾持以論交之武器，在‘無爭’二字，然持此以禦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強！”，
黃興早年就讀於武漢兩湖書院，在校兩年，考試12次，6次名列第一，連書院山長梁鼎芬，稱許他“品學兼優，智慮精明，文似東坡，字工北魏，詩尤豪氣磅礴”。1902年春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去日本留學，積極參與愛國運動。1903年與陳天華、宋教仁等成立華興會，並任會長。次年擁護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黃興被選為庶務。從1907年起，他先後參與、組織和指揮了鎮南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廣州黃花崗起義等多次反清的武裝起義。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黃興趕到武昌領導戰鬥，並被任命為革命軍總司令。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黃興被任命為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南京留守。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後，黃興任討袁軍總司令，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後輾轉美國。1916年回國後，繼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義革命。
黃興曾說：“大丈夫不為情死，不為病死，當為國殺賊而死！”可是最終卻因患胃出血，於1916年10月3日淩晨四點半病逝於上海。
譚嗣同（1865～1898）瀏陽人，是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他自幼寒窗苦讀，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跟王五學刀法，跟胡七學拳術，成就文武全才；他不嫖妓，不納妾，不賭錢，不吸鴉片，不玩物喪誌，生命俊朗而剛強。後受中日甲午之戰刺激，他思想上開始從傳統舊學轉向新學，廣泛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政治上則力主“盡變西法”以圖強。他厭惡那些“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守舊派分子，“百日維新”在封建頑固派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幹預下宣告失敗。有人曾勸譚嗣同出走暫避，他卻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被捕後在獄中賦詩題壁“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9月28日與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同被殺害，世稱“戊戌六君子”，臨刑絕命詞書：“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裏的“賊”，狹義當是指慈禧後黨，出賣維新之士的袁世凱，廣義的“賊”則應是指封建專製，封建思想。
我們今天緬懷譚嗣同，除了學習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一言九鼎、感召天下人的信義的精神外，就是努力“使國之所以昌也”！
胡耀邦，1915年出生於瀏陽市中和鎮蒼坊村的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勤奮好學，1928年就以文家市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瀏陽公學，次年便秘密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30年，工農紅軍攻克瀏陽縣城，胡耀邦受黨的派遣回鄉擔任團支部書記，不久調任少共湘東南特委書記，活躍在平瀏蘇區。
1933年，胡耀邦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隨後，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裏長征。1937年，胡耀邦擔任了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創辦了抗大校刊《思想戰線》。解放戰爭時期，他擔任了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參加並領導了一係列重大戰役。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9月，胡耀邦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因被視為“劉鄧路線”的“黑幫分子”而被批鬥審查，受到精神上的種種折磨。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擔任中組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等職。他領導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組織和推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做出了重大貢獻。
1980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後來改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7年，他辭去中央總書記的職務，1989年4月15日逝世。
朱鎔基，說起出生在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的朱總理，人們總是難忘他那擲地有聲的就職演說：“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於1998年當選總理，中國經濟一直在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成為世界經濟最眩目的亮點。以至於朱鎔基在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從九個方麵總結這一屆政府的工作，竟贏得了11次經久不息的掌聲。
朱鎔基五年任期內，不僅贏得人們的好感，在海外也受到廣泛尊重。香港一些媒體親切地稱他“朱老板”，西方學者則稱他“經濟沙皇”。五年間，朱鎔基推動經濟改革及加入世貿，帶領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尤其值得稱道。特別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全球經濟因恐怖襲擊加速衰退的惡劣環境下，中國經濟仍維持高速增長，無不與朱鎔基政府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相關。
朱鎔基曾經說：“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隻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我朱鎔基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袁隆平，世界倍受尊重的“雜交水稻之父”、“中國最著名的農民”、農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薩”，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因為雜交水稻，袁隆平已經獲得過國家特等發明獎、美國“世界糧食獎”等無數國際、國內大獎。2007年4月又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當人們稱他為“人民科學家”時，袁隆平說：“‘人民科學家’談不上，我隻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果要說什麼家，我覺得農學家最合適。”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於北京。19歲時考取了重慶相輝學院農學係（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時並入西南農學院），主修專業遺傳育種學。1953年，他被分配到湖南省安江農校教書，最初研究紅薯、西紅柿的育種栽培。
1960年的一天中午，袁隆平走出校門，遠遠地看到馬路邊圍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邊橫躺著兩具骨瘦如柴的屍體，圍觀的人滿是憂傷。袁隆平目睹了嚴酷的現實，深切體會到什麼叫“民以食為天”，他覺得自己應該也必須做點什麼。
當時，米丘林、李森科的“無性雜交”學說壟斷著科學界。袁隆平繼續做了許多試驗，依然沒有任何頭緒。他開始懷疑“無性雜交”的一貫正確性，決定改變方向，沿著當時被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基因和染色體學說進行探索，研究水稻雜交。終於在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發表了第一篇關於雜交水稻的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現在，袁隆平深有感觸地說：“在研究雜交水稻的實踐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要多讀書但不能迷信書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熱諷，害怕標新立異。如果老是迷信這個迷信那個，害怕這個害怕那個，那永遠也創不了新，永遠隻能跟在別人後麵。科技創新既需要仁者的胸懷、智者的頭腦，更需要勇者的膽識、誌者的堅韌。我們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堅持，相信自己能夠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創新，做科技創新的領跑人，這樣才會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