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杜月笙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汪寶瑄又說：
“當局還有一封親筆函，將由洪蘭友公麵交杜先生，信上所說的，和我剛才講的意思差不多。”
頓了一頓，杜月笙方始語重心長地回答：
“寶瑄兄，你回台灣以後，務心請你代我杜某人轉告台灣方麵那許多黨政負責朋友，我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我不是國民黨員，同時我也不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但是自從１９２７年起我追隨國民黨，往後的抗日、戡亂，甚至於將來反攻大陸，我一定還是跟著國民黨走。”
“這不但是因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還有我一層最簡單的道理，老實不客氣說，現在跟國民黨的人未見得滿意，不過我們大家應該明白這一點，跟國民黨縱使沒有幹飯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飯喝，倘使去跟共產黨呀，”他接著突然提高聲音，極其輕蔑地說：“我敢於說將來連屎都沒有得吃的！”
汪寶瑄不但甚以為然，尤且衷心感佩杜月笙，他想到當許多國民黨一手培育、造就、栽培的高級官僚，都在紛紛反戈投共的大混亂時期，杜月笙“忠貞不貳”，對自己的進退出處“大義凜然”，“晚節”不虧，杜月笙的作為，超過若幹國民黨高級幹部，以此，他認為杜月笙的“忠黨愛國”，反使國民黨幹部有所勉勵。
接下來，杜月笙又說：
“寶瑄兄，這就是我的心意。無論如何，我還曉得個好歹香臭，所以，我絕不會跟共產黨走。杜月笙一生一世，凡事都要做到言話一句，哪能這麼一件大事反倒會破例？總而言之一句話，我杜月笙跟國民黨算是跟定了，隨便怎樣也不會回頭。”
汪寶瑄感到很振奮，緊接著他便和杜月笙談起共產黨竭力爭取金融工商界領袖人物回返大陸的問題，汪寶瑄不惜指明了說：“撤離大陸的金融工商巨子多一半集中在香港，他們所攜出的隻是少數的資金，絕大部分資產仍還留在大陸，我很為他們的未來動向擔心，惟恐他們自投羅網，落於陷阱。”
接著他又強調說：
“據我所曉得的，這麼些跟杜先生有關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他們留在香港進退維穀，左右兩難，其實，他們都是在看杜先生的風色。”
“我的風向早已定了，”杜月笙一語破的，片言決疑，然後他又說：“倒是最近王曉籟和劉鴻生居然悄悄地回到上海去，使我心裏非常難過。”
聽到這話，汪寶瑄知道自己所負的使命圓滿達成，他很高興，馬上到了午餐的時間，杜月笙邀汪寶瑄在堅尼地午餐，為他洗塵。同席的有王新衡和宣鐵吾，老友聚晤，倍感歡快，席間杜月笙聽說汪寶瑄翌日即將返台，他殷切留客，命楊管北替他退票，留汪寶瑄在香港多住３天，以資盤桓。盛情難卻，汪寶瑄隻好答應了。
章士釗銜命而來，他深知中共主要目標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決”杜月笙的問題。到香港後，他便不時出入杜公館，登堂入室，有時直趨病榻之側，和杜月笙接席密談，他分析天下大勢，國際動向，尤其對他的同鄉後輩毛澤東大加讚賞。
第一次長談，杜、章之間，便有一段頗為精彩的對話。
當章士釗滔滔不絕，盛讚毛澤東是如何的尊老敬賢，求才若渴時，杜月笙很巧妙地接過他的話來，用非常關懷的口吻，問起章士釗：
“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
怔了一怔，章士釗答道：
“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
“這個———”頓一頓，章士釗隻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著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
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釗把話說完，便問：
“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隻怕共產製度也不容許，”章士釗被杜月笙逼得太緊，惟有直話直說，坦然吐露，卻是接下去他又直言地說：“不過，毛主席當麵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由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哪還用得著耽心嗎？”
於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語，他一疊聲地說：“啊啊，隻是生活不用擔心，隻是生活不用擔心。”
第一次長談，自此草草結束。
等到章士釗告辭離去，姚、孟二氏，兒子、女兒，還有親信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點累乏，可是他仍然說出了兩人之間所談的最要緊的一段，然後他搖頭苦笑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