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產黨方麵立刻對他展開了統戰工作，共產黨爭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開他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量外，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上海金融領袖、工商巨子莫不紛紛跟著杜月笙轉移，他們挾巨資而抵香港，我黨在港統戰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馬首是瞻，言聽計從，經過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向往新生活而心存觀望。這時，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約可分為三種，一種人抱定決心在香港地區另創事業或者靜觀待變。一種人已被中共統戰政策打動，他們熱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夠帶著他們回上海。一種人接受統戰宣傳後，模棱兩可，遲疑不決，不過仍存一線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
在我黨的統戰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頭如王曉籟、劉鴻生、吳蘊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門，拚命地勸杜月笙跟他們同回上海，王曉籟和劉鴻生兩個更是無日無夜，舌蔽唇焦，聲淚俱下地勸，不過，杜月笙始終立定腳跟，不為其所動。
然而，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權威的報紙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視轟動一時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所謂“政治垃圾”與“經濟蝗蟲”。王曉籟、劉鴻生認為這是一個“勸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題目，他們拿了報紙輪番去見杜月笙，告訴杜月笙說，社論中所指的暗中操縱上海金融、物資的經濟蝗蟲，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嗎？台灣報紙差一點就要對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論的結論，旨在“絕不容許政治垃圾、經濟蝗蟲”到台灣複興根據地去掀風作浪，重施故技。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難道還有到台灣去的可能？還不如“風風光光”地跟我們回大陸吧。
勸說杜月笙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異口同聲，眾人一詞，杜月笙剪下這篇社論來，叫他的秘書邊讀邊為講解，社論的措詞確實過火，將“罪狀”與“實際”對證，杜月笙三個字仿佛也是“呼之欲出”，於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剪報折好，放在自己的馬甲袋裏。
９月間，杜公館又有一位常客常常進出。
他就是曾經身為和談５代表之一，被代總統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澤東談判的章士釗。章士釗隨同和談代表團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飛北平，談判２８天不得要領，後留下來曆時４月有餘，他又接毛澤東之命前往香港。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釗扃室長談。又來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為立法委員的汪寶瑄，他是從廣州來的。
杜月笙聽說汪寶瑄到訪，非常高興，他請章士釗到另外一間房裏小坐稍候，一麵起身迎迓汪寶瑄。汪寶瑄和章士釗打了個照麵。這時杜月笙麵容清臒，神情憔悴，但是一見汪寶瑄，情緒就顯得相當的激動。杜月笙一伸手，從自己的中式馬甲口袋裏，掏出一份剪報，他搖頭、歎息、苦笑，把那份剪報一直遞到王寶瑄的手上。
汪寶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軒然大波的台北某報一篇社論中用上了“垃圾、蝗蟲”二詞，斥責“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仿佛這般人還想到台灣來烏煙瘴氣地搞垮台灣這一處反共的基地，因此譏諷這般人為“垃圾、蝗蟲”。
當時，汪寶瑄向杜月笙一笑，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杜月笙說：
“杜先生，我正是為這件事到香港來，專程拜訪你的。”
激動之餘，杜月笙極其罕見地向汪寶瑄發了一頓牢騷。他說：“我並非國民黨員，而抗戰、戡亂，一連兩次為國民黨犧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無非是免為國民黨的敵人所用，我這麼做完全是本諸良心，既不求功，也並不是為了求什麼顯人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還有人認為我是‘政治垃圾、經濟蝗蟲’，譏笑諷刺，不留遺地，實在是令人傷心。”
汪寶瑄立即向杜月笙表明來意，他說：“在廣州因公稽留的洪蘭友公，正是奉當局之命，便道赴港將對先生加以安慰，並且有所解釋。”
接著，汪寶瑄告訴杜月笙，洪蘭友為這件事心中也很難過，始終不得安心。洪蘭友托汪寶瑄轉告杜月笙台灣的近況，蔣介石猶未複職，一切難免顯得紊亂，某報的這篇社論大有親痛仇快之意，令人一見而知撰稿人既幼稚且有偏見，因此，當局目前已在著手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