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中會成員中有來自差不多在華人社會中最高階層，其主要原因是他們地位的形成，與中國傳統的官紳不同，他們的晉升，大都以經理財富為階梯，其中有曾在西式學校肄業，學得了新事物，使他們對中國情況感到不滿。因此在教育背景上，與孫中山頗為接近。但是，他們與孫中山的認識及加入興中會，相信與何啟有很大關係。何啟是繼黃勝退休後於1890年被委任為立法局華人議員。但是無論從家庭及教育背景，財富及所任公職，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更高於前者。何啟出生於香港，父親何福堂為倫敦傳道會著名牧師，又因投資商業成巨富，何啟先在中央書院肄業，後赴英留學，考取了醫生及大律師資格。1882年回港，被委任為太平紳士，並擔任多項公職，其中有屬政府機構或華人團體。1886年被委任為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唯一華人非官守委員。同時何啟亦是雅麗氏醫院及香港西醫書院的主要創辦人。所以1890年港督向英政府推薦何氏為立法局議員時，稱他為在香港“最受尊敬的華人領袖”。黃勝雖比何啟年長，二人在私交及商務上都有往還。1886年《華字日報》脫離《德臣西報》獨立，就是黃、何二人合力支持。同時，在法律業務上，何啟亦與韋玉及其家族有密切聯係。何啟亦非常關心國事，早在1880年代已多次在《德臣西報》撰文評論清廷的腐敗和無能，時與胡禮垣合作，發表政論，彙編成一代著名的《新政真詮》。
何啟雖未正式加入興中會為會員，卻是幕後的重要主持者，曾親自出席策劃起義行動的會議，並負責聯絡華人上層階級和在港外國人對革命表示同情者。他與孫中山甚至革命核心分子如陳少白和謝纘泰，有頗密切關係，更為孫、陳在西醫書院的老師。至於其他沒有正式加入興中會，但在不同程度上曾支持孫中山在港活動的，亦有多人。名字在革命資料中可查的包括有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孟生；同學關景良、鄭漢淇、王孟琴及江英華；傳教士王炳耀，前輔仁文社成員何汝銘、溫宗堯及胡幹之；西報記者黎德（Thomas Reid）、高文（Tom ）及鄧勤（ey Dun）等。韋玉當時是香港立法局第二位華人議員，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活動，亦是革命的同情者。
無可否認，作為一個革命團體，香港興中會並未能發揮很大的組織力量，在民間基礎很弱，入會者都是以孫中山和幾位核心分子通過友誼或鄉誼作聯係的重心。所以教育背景及地域的相近，便成為這時期興中會成員的共通特征。會黨人士無疑是反滿運動的主要武力。但是這些會黨，大部分都沒有正式入會，其中姓名可考的，有關他們的教育及職業資料，亦非常缺乏。但是會黨實為起義行動的主要武力，相信其中有不少是在香港招募的。因為香港自建埠以來，即為華南秘密社會的一個主要集合地，而且有反殖民政府的傾向。香港政府早在1845年開始，即頒布法例，企圖製止三合會在港活動。1869年英國殖民政府命令各地地方會社登記注冊，使秘密社會成為注冊團體，比較容易控製，但前往登記的很少，收效不大。1895年廣州起義，由香港一路出發的武力，其中有不少為會黨。起義失敗後，大部分都逃回香港，而在香港的尤列、鄭士良等繼續積極地與三合會分子聯絡，並於1897年成立中和堂，根據香港政府文獻資料所示，這是第一個以香港為總部的三合會，目的是團結及領導當地的秘密社員，“雖然該會為不合法組織，但完全以政治活動為目標，並無以私利為目的來進行恐嚇、毆打、行劫或謀殺的罪行”。1899年末，哥老會領袖畢永年在日本加入興中會後，帶領兩湖地區哥老會會首到香港，由陳少白介紹他們與廣東三合會的首領會麵，哥老會龍頭楊鴻鈞、李雲彪、辜天佑、辜鴻恩、張堯卿及師襄與興中會的鄭士良、楊衢雲、宮崎寅藏、林海山、曾捷夫、鄧子喻等數十人，會集於興中會本部，結果成立了興漢會。當時孫中山並不在港，但是與會者一致推選他為會長。
中和堂和興漢會都是香港興中會核心分子為聯絡地方會黨分子的組織。自1895年廣州之役後，孫中山被迫離港，逃亡海外，革命活動雖仍繼續，而且漸漸擴大其範圍，但是無論孫中山或留港的核心分子如謝纘泰及稍後回港的楊衢雲，並無著意於興中會本身的發展。所以在1896—1899年間，並無新加入會者，1899年後，當惠州起事計劃趨於成熟時，行事的重要成員，其中大部分為會黨領袖，至此才加入為會員，使興中會增添了一些新的力量，但是人數仍很少。雖然如此，在孫中山領導及興中會的宣傳與活動下革命風氣漸廣，促使華興會、光複會等其他革命團體的產生，興中會作為“第一把革命的火炬”無疑是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導作用。
三、廣州之役期間
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後，隨著革命活動的展開，在1900年前，分會亦先後在廣州地區，橫濱及南非各地成立。1895—1900年間，興中會主持的重要起事有二：1895年的廣州起義及1900年的惠州之役。都以香港為策動基地，無論在策劃、招募誌士、爭取同情者、籌集經費及武裝行動中，在港的革命分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孫中山到達香港成立興中會時，已計劃在廣州發難。1895年在香港入會人數雖然很少，但其成員，大多數都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如陳少白、尤列、鄭士良，陸皓東等。而通過這些核心成員，他們又能爭取香港社會中不同階級人士的支持，甚至加入組織。例如加入為興中會核心分子的前輔仁文社成員謝纘泰及楊衢雲都是香港的報界、商界及一些世家的積極聯絡者。鄭士良及從夏威夷回港的鄧蔭南又可聯絡在新界、新安地區的會黨和綠林分子。而孫中山的幕後支持者何啟，是當時在香港地位最高的華人。他是爭取外國人，包括西報記者、商人及政府官員對革命支持的最有力者。同時部分檀香山及橫濱興中會會員，亦分別前來香港，參加行動。其中名字可查者包括有鄧蔭南、宋居仁，何漢、侯艾泉、李杞、夏日子及陳青等。鄧蔭南是廣東開平人，幼赴檀香山經商兼種植業，並為會黨領袖。宋居仁是廣東花縣人，1880年代曾在港經營商業，1890年赴檀香山。其餘經港赴檀香山為勞工時，已加入為三合會會員。這些革命誌士到港後，由黃詠商出資，租得威靈頓街15號全座，作為大本營“以便同誌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