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士丹頓街13號的“乾亨行”則繼續為興中會會所及會議的地方。計劃行動的第一次會議在3月13日舉行，決定在農曆重陽節（即10月26日）舉事。由孫中山統籌，並負責在廣州的軍務。陳少白、鄭士良、陸皓東則負責聯絡及招募廣州地區的誌士。楊衢雲在香港專任募集經費，購買軍械及招募義士等事務，由謝纘泰、黃詠商佐之。3月16日第二次會議召開，謝纘泰在會議中的報告，謂已獲得《中國郵報》（a Mail），即《德臣西報》編輯黎德（Thomas Reid）以文章宣傳，支持他們的行動。同月21日；在謝纘泰帶引下，香港《電訊報》（Hong Kong Telegraph）又稱《士蔑西報》編輯鄧勤（ey Dun）在乾亨行與孫中山、楊衢雲及黃詠商會麵商談。鄧勤並答允盡力替他們爭取在港英人的同情及支持。
自3月以來，孫中山已常來往香港與廣州間作部署，在廣州設立分機關，並計劃動用100名敢死隊發難，“以二十人擔任進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衝要邀擊或防禦援軍。二三十人圍攻旗界。任務已完成的隊佐則分頭放水。這是所謂‘外起內應’計劃”。但香港興中會討論這計劃時，大多數人都以為太冒險。謝纘泰在5月的日誌中對孫中山有以下的詳述：“孫逸仙看來是個輕率而鹵莽的人，他不惜冒生命之險來揚名，他的建議使人難以接受。”在6月的日誌中，謝對孫的批評仍很嚴厲，但對他“大膽”的動機，稍有不同的看法：“孫中山把革命注入了自己的腦袋，全心的灌注使他的談話及行動有時使人感非常驚愕，他或許將會發狂起來。我個人不會信賴他作這次行動的領導人，人可不顧生命危險，但在這次行動中，我們須注意不要讓領袖們作不需要的犧牲，我相信孫希望大家都聽他的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就他過去所為而看，完全依靠他的領導是件冒險的事。”上述說話，一方麵顯示謝纘泰並不同意孫中山的大膽或冒險計劃，但從另一麵看，亦可以知道孫中山當時對革命計劃的進行，全力以赴，不惜犧牲，所以便使人相信他會“發狂”。
8月29日在杏花樓舉行的會議，最後商議攻占廣州的方略，放棄了孫中山原來的“外起內應”計劃而決定改為“分道攻城”。來自香港的突擊隊，由楊衢雲作統領；在廣州則為孫中山統籌，有來自北江、西江、汕頭、香山、順德的支援隊，人數約有三千，由鄭士良、鄧蔭南、陸皓東等招集新界、新安及廣州地區的綠林、民團及會黨組合而成。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原來的主要幹部孫中山、楊衢雲、謝纘泰等外，何啟亦親自出席，並被推舉為發言人，商討成事後“臨時政府”的政策大綱。黎德亦有出席並答應盡力爭取英國政府及人民對此次起事的同情及支持。
10月10日會議的召開，目的為選舉負責行動的統領者，亦即為“臨時政府”總統。關於孫中山或楊衢雲獲選該職，謝纘泰與陳少白各有不同的記述。前者在《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的日誌，謂在該日的會議中，楊衢雲被選為“臨時政府”總統；但根據陳少白的憶述，則當選者為孫中山，但翌日楊衢雲要求孫讓位，而孫中山為了大局，接受陳少白的意見，把“伯理璽天德”（president）一位，讓給了楊衢雲。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則謂當時在會議者分楊、孫兩派，孫中山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結果由楊衢雲當選。孫中山雖然是這次運動的領導者，但他大膽及冒險的行為，可能引起會內一部分人擔心。況且楊衢雲在年齡和社會經驗上都比較老練。又是前輔仁文社的主腦人，他的當選，是極有可能的。陳少白的憶述是否可靠，是值得懷疑的。
在策劃行動的會議進行期間，聯絡及爭取同情者的工作亦在進行。在廣州孫中山倡設“農學會”以促進農業及科技教育為名，爭取官紳的好評。在香港通過外國記者的宣傳，亦告開始。香港兩種重要的英文報紙，即《中國郵報》及《香港電訊報》，特別是前者，刊登了多篇社論及專欄政論，指出清廷的腐敗、人民的不滿、會黨的謀反及改革黨的出現等問題。第一篇社論刊登於1895年3月12日的《中國郵報》，即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後的20天左右，首次暗示有“密謀者”的出現。社論指出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慘敗，人民非隻感不滿，對清廷亦盡失信心，會黨之亂隨時可爆發，但是在華南已有一組織成立，準備用和平方法實現政變，擺脫暴政及腐敗製度。社論特別強調希望外國列強不要重犯太平天國起義時期的錯誤政策，不可支持清政府。論者保證新政府會承認中國的全部債務，任用外國顧問，提供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得以發展的機會。
在3月至10月期間，《中國郵報》發表了有關中國“改革”、“政變”或“新政府”的專論多篇，而《香港電訊報》則較少。但都沒有直接提及興中會，用的是“改革黨”、“密謀者”或“進步黨”等名稱。就國家政體而言，亦沒有提出要建立共和，隻是一般地提到要以專業考試來改進官僚政治，實行司法改革等。5月23日《中國郵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政體改革的建議，提出了君主立憲及地方自治的政綱，並主張地方議會及官吏均由人民直接選舉。大概而言，文章都反映和強調“改革者”的親西方政策，重複地答應開放更多的貿易中心和港口，並廢除一切阻礙貿易的法例。這些建議或聲明的目的顯然是要爭取外國政府，特別是英國及外商團體的支持，也就是一些在港記者如黎德及鄧肯答允給予興中會的幫助。文章沒有把興中會的組織，它的政治目標明確地介紹出來。顯然執筆者對於改革的綱領是相當“模糊的”。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外國記者的主要聯係者是何啟，而何啟，從他的言論中所見始終都是一個改革者，至於他和孫中山等的關係，特別是政見上的問題，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興中會的宣言，無疑是在會中大家接受的，但是宣言中亦沒有提及他們要建立的政體。另一重要原因可能是基於安全的考慮，因為組織及政治主張一旦公開出來，“傾覆”行動一定不易進行，況且，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為爭取外國人的同情及支持，報道中所陳述的外交及貿易政策顯示當時興中會的領袖們在企圖推翻滿清王朝時，還沒有覺悟到把群眾的力量彙合起來，主要的宣傳對象，並不是一般大眾。革命領導者都是來自傳統統治階層以外，大部分為新知識分子，部分同時亦為商人，他們的力量相當薄弱，因此必須依輔外助，並準備為此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