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檀香山的宣言所附章則，隻對入會手續，會銀的收集調用、理事的組織及集會時間，作了基本的交代。香港宣言所訂章程，不但對有關組織的基本事項，作比較詳細的交代，而且增加了宗旨及誌向的說明，更比較明顯地而譴責統治階級對改革的抵製，在宗旨一項中，指出傳統的統治者已使國家陷於“分裂”、“淪亡”，因此“富國強兵”之實現，需賴“四方賢才誌士”群策群力，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求，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換句話說，傳統統治者已無術能救國，須待這個階層以外的群眾團結起來行動。
香港興中會章程對於會員的招收，亦有較高的要求，在檀香山規定隻需會友一位引薦保證，但根據香港會章的規定，不但要由會員二人薦引，而且要“經董事察其心地先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一心一德，矢言矢忠，共挽中國危機”，這顯示了對會員的要求，是比在檀香山的嚴格了。但同時，孫中山亦擴大招攬支持者，所以在另一項會章中，便提出“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才，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出力，皆得收入會中”。這表示興中會目的是要招集愛國誌士，起來行動，並且希望行動能獲一些在港外國人士的支持。
香港興中會章程，雖然並沒有表示要建立何種政體，但在誌向一項，提出了擬辦之事包括“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並且要求會員“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在募集銀會的一項下，亦特別指出“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集巨資，用濟公家之急”，並且聲明“開國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有人認為“開國”一詞，即是推翻清廷建立新政府的強烈暗示。許多人認為，秘密誓詞“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合眾政府”是興中會最主要的政治改革目標，但是大部分對入會儀式及誓詞的描述，似乎都來自馮自由的記述，而沒有原文記錄，是否屬實，尚未能確定。也許，這誓詞隻限於少數核心會員。
大概而言，在這時期（1895—1900）入會而有名字可查的香港成員，與差不多同時期在檀香山、日本或廣州地區入會的比較起來，頗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以廣東人居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商人、政府及商行職員、醫生、教員、記者、教士等占相當重要地位，其次為會黨，有關他們的資料多不大清楚。香港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工人出身的幾乎沒有，就蔡堯而言，他是受雇於李紀堂家族的寶記置業公司辦事員，不屬工人。但是來自最富有階層的香港世家的則至少有3人，即黃詠商、餘育之及李紀堂。黃詠商是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黃勝的次子。該職位被視為華人中地位最高的，因為在當時立法局的12位議席中，華人隻占一席，也是占了香港人口96％以上的華人的唯一代表。1895年黃詠商加入興中會時，黃勝已退休，但他的女婿韋玉，即黃詠商的妹夫，在1896年又被委任為第二位立法局華人議員，與何啟共事。餘育之出身香港早期的營造商，擁有資產很多，包括著名的愉園。餘家亦從事金鈔兌換、借貸等業務，日昌銀號則直屬餘育之名下。李紀堂則是香港早期首富之一，李升的四子，本身任職輪船行買辦，加入興中會時剛分得巨款遺產百餘萬。餘、李二人都曾任東華醫院總理，亦屬所謂“華人領袖”階層，相當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上層縉紳。
在檀香山的宣言所附章則，隻對入會手續，會銀的收集調用、理事的組織及集會時間，作了基本的交代。香港宣言所訂章程，不但對有關組織的基本事項，作比較詳細的交代，而且增加了宗旨及誌向的說明，更比較明顯地而譴責統治階級對改革的抵製，在宗旨一項中，指出傳統的統治者已使國家陷於“分裂”、“淪亡”，因此“富國強兵”之實現，需賴“四方賢才誌士”群策群力，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求，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換句話說，傳統統治者已無術能救國，須待這個階層以外的群眾團結起來行動。
香港興中會章程對於會員的招收，亦有較高的要求，在檀香山規定隻需會友一位引薦保證，但根據香港會章的規定，不但要由會員二人薦引，而且要“經董事察其心地先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一心一德，矢言矢忠，共挽中國危機”，這顯示了對會員的要求，是比在檀香山的嚴格了。但同時，孫中山亦擴大招攬支持者，所以在另一項會章中，便提出“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才，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出力，皆得收入會中”。這表示興中會目的是要招集愛國誌士，起來行動，並且希望行動能獲一些在港外國人士的支持。
香港興中會章程，雖然並沒有表示要建立何種政體，但在誌向一項，提出了擬辦之事包括“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並且要求會員“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在募集銀會的一項下，亦特別指出“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集巨資，用濟公家之急”，並且聲明“開國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有人認為“開國”一詞，即是推翻清廷建立新政府的強烈暗示。許多人認為，秘密誓詞“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合眾政府”是興中會最主要的政治改革目標，但是大部分對入會儀式及誓詞的描述，似乎都來自馮自由的記述，而沒有原文記錄，是否屬實，尚未能確定。也許，這誓詞隻限於少數核心會員。
大概而言，在這時期（1895—1900）入會而有名字可查的香港成員，與差不多同時期在檀香山、日本或廣州地區入會的比較起來，頗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以廣東人居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商人、政府及商行職員、醫生、教員、記者、教士等占相當重要地位，其次為會黨，有關他們的資料多不大清楚。香港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工人出身的幾乎沒有，就蔡堯而言，他是受雇於李紀堂家族的寶記置業公司辦事員，不屬工人。但是來自最富有階層的香港世家的則至少有3人，即黃詠商、餘育之及李紀堂。黃詠商是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黃勝的次子。該職位被視為華人中地位最高的，因為在當時立法局的12位議席中，華人隻占一席，也是占了香港人口96％以上的華人的唯一代表。1895年黃詠商加入興中會時，黃勝已退休，但他的女婿韋玉，即黃詠商的妹夫，在1896年又被委任為第二位立法局華人議員，與何啟共事。餘育之出身香港早期的營造商，擁有資產很多，包括著名的愉園。餘家亦從事金鈔兌換、借貸等業務，日昌銀號則直屬餘育之名下。李紀堂則是香港早期首富之一，李升的四子，本身任職輪船行買辦，加入興中會時剛分得巨款遺產百餘萬。餘、李二人都曾任東華醫院總理，亦屬所謂“華人領袖”階層，相當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上層縉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