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國資本主義初步發展階段所出現的種種跡象，標誌民族資產階級業已具備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麵的獨立地位。20世紀頭10年，為什麼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為宗旨的革命浪潮和要求清廷改革專製政體，屢興國會請願的立憲運動，都迅猛地演成全國規模的浩大聲勢，其根本原因，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並具有指導全國性政治鬥爭的能量。反清民主革命，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願望；立憲運動，則以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為社會基礎。
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利益嗎？有人表示懷疑：查查革命派的成員，有幾個是資本家成分或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看看當時資產階級人們的動態，有幾個對革命表示支持或參與其事的？又有人則把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同資本家剝削成性、唯利是圖的性格聯係在一起，因而抱有反感，表示蔑視，所以對辛亥革命要“立足於批”。其實，這都是誤解。
的確，革命派成員的絕大部分，一般都是地主、官僚或其他小康之家出身的、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隻有很少量的本人具資本家身份或與資產階級有政治、經濟上的直接聯係。參加革命的資本家，確也寥寥可數。“從辛亥首義的武漢來看，在四十多家民族資本家當中，沒有一人參加了革命活動；在六七千戶商人中，也隻有一二人參加”。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確定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階級屬性。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也不能用簡單直觀的方式可以探明它的實情。
馬克思早就指出過：“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麵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所做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做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麵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考察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階級屬性，就應該持此種觀點。他們不是資本家或小資本家的崇拜者，可是，由於他們都是留學生，或在國內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就有兩點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其一，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因而從生活情趣，思想修養到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就都同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相適應，而與封建製度日益顯得格格不入。他們自身的利益，個人的前途和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聯係在一起。其二，通過耳聞目睹，他們一般傾慕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期望中國也能像歐美一樣，進入富強境地。因而他們對英國、美國、法國的革命無比欣羨，“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前驅開路的盧梭、孟德斯鳩、彌勒約翰等極表欽敬，宣稱要“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那種對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頂禮膜拜之誠，幾乎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可是，上述兩點，還隻是說明當時革命派的階級屬性，其最能促使革命派為了民主革命而前仆後繼、英勇獻身的動力，還在於他們受到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的濡染，開始有了清晰的民族覺醒和充沛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們悲歎中華民族的屈辱，憂懷祖國的危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翻開《革命軍》、《猛回頭》一類革命書刊，那種願為民族肝腦塗地的昂揚氣概，甘為祖國效命疆場的愛國激情，真能感人肺腑；渴望解脫封建束縛，實現民主共和的心願躍然紙上。聽聽辛亥革命時期眾多的革命誌士就義前的慷慨悲歌、勇毅陳詞，更是令人肅然起敬。秋瑾、方聲洞、林覺民等那種臨危不懼，表白自己愛祖國，為同胞謀永福的恢弘襟懷，喻培倫就義前寫下“學說是殺不了，革命尤其殺不了”的豪邁氣質，至今還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他們的誌趣情操和資產階級人們的意境和性格，真有天壤之別。如果他們自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這一卑下目的而革命，那麼，怎能有那麼許多勇往直前、從容赴義的英雄烈士出現呢？但是，盡管他們主觀上沒有意識到，而曆史的辯證法就在於，讓成千上萬的革命英豪為之壯烈捐軀所創造的前景，隻能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就是給他們命名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基本依據。
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封建主義的聯係來擴大雇傭剝削的積累，所以主張保存清王朝。但他們同封建勢力是有區別的。因為，在20世紀初年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每一步發展，都有利於中國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的進步。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所占有的企業，在民族資本中，是基礎較好，規模較大的，因而他們所從事的政治、經濟活動，對社會的影響也較大。依據本身的利益，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治代表立憲派人士在以下各方麵是有貢獻的。
首先，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為了不斷地擴大企業規模和增殖雇傭剝削的積累，就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發生衝突，從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主要由立憲派人領導的收回利權運動，都具有鮮明的反帝意義；其中保路運動，尤其是規模浩大，卓具成效的事件，不但起到動員群眾，激發群眾愛國熱情的作用，而且由保路轉到武裝鬥爭，竟成為觸發辛亥全國起義的契機。武昌首義的成功，固然是革命黨人多年積蓄力量，流血奮戰所獲致的結果，但如果沒有川、鄂、湘、粵等省鼓蕩起伏的保路風潮，也不易在武漢積累起如此一股衝決清王朝反動堤防的革命洪峰。當然，立憲派人曾經力圖阻止產生這種後果，但運動的發展，畢竟是導源於他們首倡拒債，堅持爭路，這是不能否認的。
其次，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既依賴封建性的聯係而得到發展，但又希望能掙脫封建專製主義的桎梏，並分沾一部分政權，來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這樣，要求速開國會，立憲法，實行君主立憲的方案，就成了立憲派人的主要課題。雖然，立憲派人要求立憲，也含有抵製革命的意圖，但畢竟同清王朝旨在搪塞行騙的假立憲不是一碼事。他們為了得到真正的君主立憲，因而不能不大聲疾呼，在一定範圍內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並揭露清王朝“預備立憲”的嬌飾虛偽，甚至公開宣稱要“消滅政府假立憲之威焰”，“破除政府假立憲之狡猾”。到後來，事件發展的結果，也同立憲派人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宣傳一定範圍內的民主主義，啟發了人們的覺悟；揭露清政府假立憲的醜態，則使群眾越發看穿了這個王朝確已到達無可救藥的地步；革命浪潮也終於沒能遏製，而立憲派人同朝廷親貴權臣之間的嫌隙則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從而使那一小撮的當政者被驅向極其孤立的境地。顯然，即使是那含有抵製革命意圖的立憲運動，也不能說沒有任何客觀的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