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為了擴大企業和加速資本積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又很需要與近代工業相聯係的科學技術，並希望發展與資本主義經濟相適應的文化事業。所以，立憲派人都很重視教育和出版等工作，致力於興學育才，啟迪民智。張謇經手創辦和資助建立的各級各類學校達數十所，後來並出任中央教育會會長。不少立憲派重要人物，都是蜚聲教育界的碩學名流。他們當中的學者、作家，還力圖在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哲學、史學等領域裏，創立適合資產階級需要的新學術、新流派，而且確曾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立憲派雖然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進步、民族的發展有積極作用，但由於他們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主要是致力於防止和抵製革命，因而他們又必需承擔阻遏和破壞革命的罪責；而且，這還應當作為衡量他們功罪的主要方麵。
如果說，革命派從事的反清鬥爭以1905年同盟會成立作為高漲的起點，那麼，立憲派的行動，也可以說是這一年加速了步伐。從此起到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前，立憲派是偏向清王朝一邊的。他們以梁啟超為輿論主將，在思想陣地上同革命派展開範圍廣泛的“死戰”，務在阻遏革命思想的傳播。在國內擁張謇為實際領袖，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積誠罄哀”的國會請願運動，務在抵製革命運動的延展。這期間，立憲派人對清王朝抱有期望，對革命派持敵視態度。但到1911年皇族內閣成立前後，他們的政治態度就產生很大的變化，即對清王朝失去信心，而以緩急不同的步調，轉到了革命的一邊。
導致立憲派人與清王朝分裂，轉向了革命一邊的原因，主要有下列三端：
一是皇族內閣的成立，徹底揭穿了清王朝“名為立憲，實則專製”的真情實意。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內閣，總理、協理和各部大臣共13人，滿族占9人，其中皇族達7人之多。在清朝曆史上，還沒有像皇族內閣這樣露骨地集權於皇室親貴的先例。表明清廷壓根就沒有立憲的誠意，而是變本加厲地推行封建專製。這使立憲派人感到異常氣憤，最終認識到，向這樣一個腐朽冥頑的王朝請求立憲，是根本辦不到的事。
二是皇族內閣一上台，即頒布一道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鐵道幹路國有”政策；跟著就借國有為名，收回已準歸商辦的鐵路，拍賣給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特別在內地省份，因鐵路的被沒收而受到嚴重的損害。首遭損害的川、鄂、湘、粵等省，派代表進京請願，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反被申斥，加以驅逐。於是，群情大憤。立憲派人既因皇族內閣的建立而極為不滿，又因路權的喪失而感到無法忍受，不能不作改弦更張之計。據當時人回憶：“宣統三年夏月，湘諮議局複推議員左學謙、周廣詢為代表，再往請願。適遇四川請願代表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等，因據款請願被押解回籍，左搭車送之。蒲告以國內政治已無可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我川人已有相當準備，望聯絡各省，共策進行。周因留而左返湘，以目擊情形詳告同人。於是遂各各暗中增組機關，而謀進行革命愈力。”這裏反映的清廷假國有為名，行賣路之實所招致的後果，大體上符合實際。
三是立憲派的連續請願速開國會，日益引起清廷守舊頑固勢力的疑忌。立憲派請願愈勤，頑固勢力疑忌愈深，愈要把權力緊緊攥在手裏，惟恐大權旁落，無可收拾。有些守舊大臣，竟把立憲看作瓦解自身統治的因素，紛紛上奏，提請朝廷對立憲和立憲派的危害予以足夠的注意。甚至認為，立憲派“其處心積慮，無非奪君主之權，解王綱之紐，陽美以萬世一係，陰實使鼎祚潛移”，比革命黨人還要可怕。守舊大臣對立憲派人的疑忌、排斥，加深了兩者之間的嫌隙，實際上起了把日益離心的立憲派人趕到革命一邊去的作用。
1911年夏秋間，立憲派人就陸續地轉到革命方麵。武昌起義後，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清廷傾覆已指顧可待，更多的立憲派人參與了起義的活動。從武昌首義開始，到11月底，不出50天，在已經脫離清廷宣告“獨立”的14個省當中，湖北、湖南、陝西、山西、浙江、安徽、貴州、廣西、福建、四川等10個省的立憲派人，都曾利用諮議局，不同程度地協助了反清的“獨立”運動。他們的活動，確實有助於起義在各省的勝利，發揮了瓦解清朝統治的作用。毋庸諱言，不少立憲派人的轉向，是采取應變之計，而不是真正地擁護革命，但總歸是對革命有利的。如果他們死硬頑固地站在清王朝一邊，那將要給革命人民增加多少困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由於立憲派人在辛亥全國起義的運動中確實起了作用，在多數“獨立”省份，他們一般都出頭露麵，活躍異常，好像局勢的演變是操在他們的股掌之上似的，因而有些人又產生一種錯覺，認為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革命派還要大，或者說是起了主導作用。
這種認識違背了事實。革命派發動和領導辛亥全國起義的作用和功績是無可爭辯的。
不能把武昌起義看作一次偶發的事件，而應當確認，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逐步高漲、漸次延展所導向的結果。從1894年孫中山建立革命團體興中會起，反清的武裝起義，各種形式的愛國的、民主的群眾運動，就綿延迤邐，推動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及至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為宗旨的武裝鬥爭，屢仆屢起；抨擊封建專製主義，呼喚民主自由的聲浪，如響斯應。表明20世紀的頭10年，中國一切進步的人們，都圍繞著同盟會為主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周圍，為了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作力量的積蓄，組織的準備，輿論的醞釀。武昌起義，實為這些方麵的積蓄、準備、醞釀已經基本上就緒所必然采取的行動，完全不是偶然的事件。
武昌起義的勝利也不是僥幸得來的。直接準備、部署這次起義的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以1904年成立的科學補習所為濫觴，經過改組，幾度變換名稱，由日知會而軍隊同盟會，而群治學社，振武學社，至1911年春組成文學社。日知會時，全體成員加入了同盟會。共進會則是同盟會裏一部分與會黨聯係較密、主張長江流域發難的革命者組成。兩個團體都可說是同盟會的分支機構。兩個團體的聯合，同盟會中部總會有撮合之勞。部署起義，曾經得到黃興的讚成。臨發難前不久，又專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克期來鄂，以便大舉。起義後不久，黃興趕到，出任戰時總司令。武昌首義，經長期的積蓄力量，始終與同盟會有聯係，起義的計劃相當周密。這一切都是革命黨人作了長期艱苦的努力得來的。沒有如此堅實的工作基礎，就不可能在這個政治、軍事重鎮得到起義的勝利，從而給清王朝以致命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