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列14人，共占有企業136家，其中，1895年以前設立的4家（分屬2人），1895—1900年設立的計23家，而1900年以後設立的計109家。數字表明，14人當中的大多數從事投資和經營近代企業，是1895年以後開始的，到了20世紀初，他們才都成了占有若幹企業的大資本家。毫無疑問，當時像張謇、祝大椿等那樣的資本家，自然不止14人，但他們確有足夠的代表性。這說明，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在社會上已很有影響，而且還起了分化，已經有那麼一個占有企業較多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上層在20世紀初期明顯地形成起來。
伴隨著資產階級的成長，在文化思想方麵就相應地出現一番嶄新的氣象，從19世紀末年起，所謂新學、西學就以更廣泛的規模傳播起來，新式學堂陸續興辦，留學日本和歐美，蔚然成風。到20世紀初，一批批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湧現出來，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在這批知識分子中，繼續沿續維新變法道路的人們，有的本身已兼有資產階級分子的身份（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的雖然還以舉人、進士的頭銜來炫耀身世，但多數實際上已是留學國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裏的上層人物；他們所宣傳的維新改良主張，也不像19世紀他們的前輩那樣，側重於要求清王朝推行扶植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而是把召開國會，厘定憲法，建立責任內閣的君主立憲方案，作為議事日程上的首要課題，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日益增長了同封建貴族平分政權的願望。至於宣傳民主革命的人們，就更加多數是同科舉很少或毫無粘連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孜孜以求的是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而且越來越以政治指導者的姿態在愛國和革命運動中嶄露頭角。他們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要求推翻清王朝，奪取獨占的統治地位的傾向。同時，無論是熱衷於君主立憲方案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還是擁護民主革命的中下層，都沒有再借助封建時代的組織形式，而是建立新的資產階級的團體或政黨來展開各種活動。立憲派人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是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團體，稍後的“憲友會”，毫無疑義是一個資產階級上層的政黨。至於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就更是人們公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所有這些，都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已基本上脫離了它的前身，作為一種新興勢力躍上了政治的舞台，為取代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展開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既已躍上政治舞台，於是又通過他們的報刊宣傳自己是最有發展前途的社會中堅，宣傳自己指導社會前進的職責。1904年《商務報》的一篇文章稱：“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近世則強在商業。商業之盈虛消長，國家之安危係之……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封建時代，士大夫每每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而現在，資產階級卻以奠定富強的職責挪到了自己的肩上。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嚴複在上海對商部高等實業學校學生作的一次演說提到：“蓋言禹之功，不過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過教民稼穡，免其沮饑而已。實業之事，將以轉生貨位熟貨，以民力為財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國之漏厄，使人人得溫飽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豈過也哉！”禹和稷曆來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聖人，而從事商業工藝，則被視作末業，斥為市儈。嚴複公開摒棄舊說，對實業倍加尊崇，稱它“比隆禹、稷”，不能不說是充分透露了資產階級以取代封建聖人自許的意念。所以，嚴複勉勵那些學實業的人要知道自己的事業“實生人最貴之業，更無所慕於為官作吏，鍾鳴鼎食，大纛高軒”。至於宣揚“實業為萬事根本”，“實業之盛衰，為國民生計之舒慘所係，即國命延促之所係”等觀點，在20世紀初年中國的報刊上，幾乎觸手即是。這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對自身所要肩負的使命的自覺表露。而當時革命派人，則顯然已有了民族資產階級應當承擔革命領導者的任務的認識，隻是還不很明確而已。如著名的革命家陳天華在《中國革命史論》裏說：“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這位革命家的言論，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已經有了獨立的地位，而且還以身係革命成敗的氣概邁向時代的前列。
表列14人，共占有企業136家，其中，1895年以前設立的4家（分屬2人），1895—1900年設立的計23家，而1900年以後設立的計109家。數字表明，14人當中的大多數從事投資和經營近代企業，是1895年以後開始的，到了20世紀初，他們才都成了占有若幹企業的大資本家。毫無疑問，當時像張謇、祝大椿等那樣的資本家，自然不止14人，但他們確有足夠的代表性。這說明，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在社會上已很有影響，而且還起了分化，已經有那麼一個占有企業較多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上層在20世紀初期明顯地形成起來。
伴隨著資產階級的成長，在文化思想方麵就相應地出現一番嶄新的氣象，從19世紀末年起，所謂新學、西學就以更廣泛的規模傳播起來，新式學堂陸續興辦，留學日本和歐美，蔚然成風。到20世紀初，一批批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湧現出來，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在這批知識分子中，繼續沿續維新變法道路的人們，有的本身已兼有資產階級分子的身份（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的雖然還以舉人、進士的頭銜來炫耀身世，但多數實際上已是留學國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裏的上層人物；他們所宣傳的維新改良主張，也不像19世紀他們的前輩那樣，側重於要求清王朝推行扶植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而是把召開國會，厘定憲法，建立責任內閣的君主立憲方案，作為議事日程上的首要課題，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日益增長了同封建貴族平分政權的願望。至於宣傳民主革命的人們，就更加多數是同科舉很少或毫無粘連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孜孜以求的是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而且越來越以政治指導者的姿態在愛國和革命運動中嶄露頭角。他們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要求推翻清王朝，奪取獨占的統治地位的傾向。同時，無論是熱衷於君主立憲方案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還是擁護民主革命的中下層，都沒有再借助封建時代的組織形式，而是建立新的資產階級的團體或政黨來展開各種活動。立憲派人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是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團體，稍後的“憲友會”，毫無疑義是一個資產階級上層的政黨。至於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就更是人們公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所有這些，都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已基本上脫離了它的前身，作為一種新興勢力躍上了政治的舞台，為取代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展開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既已躍上政治舞台，於是又通過他們的報刊宣傳自己是最有發展前途的社會中堅，宣傳自己指導社會前進的職責。1904年《商務報》的一篇文章稱：“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近世則強在商業。商業之盈虛消長，國家之安危係之……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封建時代，士大夫每每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而現在，資產階級卻以奠定富強的職責挪到了自己的肩上。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嚴複在上海對商部高等實業學校學生作的一次演說提到：“蓋言禹之功，不過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過教民稼穡，免其沮饑而已。實業之事，將以轉生貨位熟貨，以民力為財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國之漏厄，使人人得溫飽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豈過也哉！”禹和稷曆來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聖人，而從事商業工藝，則被視作末業，斥為市儈。嚴複公開摒棄舊說，對實業倍加尊崇，稱它“比隆禹、稷”，不能不說是充分透露了資產階級以取代封建聖人自許的意念。所以，嚴複勉勵那些學實業的人要知道自己的事業“實生人最貴之業，更無所慕於為官作吏，鍾鳴鼎食，大纛高軒”。至於宣揚“實業為萬事根本”，“實業之盛衰，為國民生計之舒慘所係，即國命延促之所係”等觀點，在20世紀初年中國的報刊上，幾乎觸手即是。這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對自身所要肩負的使命的自覺表露。而當時革命派人，則顯然已有了民族資產階級應當承擔革命領導者的任務的認識，隻是還不很明確而已。如著名的革命家陳天華在《中國革命史論》裏說：“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這位革命家的言論，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已經有了獨立的地位，而且還以身係革命成敗的氣概邁向時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