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所有人都明白，無論什麼政府，包括美國政府，有的時候總是有一種想多幹事的衝動，要顯出自己的存在感。
我曾經去一個政府單位辦事，我前麵有一個孕婦，她與政府官員的對話特別有意思。那個政府官員就是一個普通的辦事員，也沒什麼級別，卻很明顯地在刁難她：“你給我補一個××材料。”就像李克強總理在大會上講的那樣，“你要證明你媽是你媽”的那種材料。結果，那個孕婦特別厲害，說：“我能跑那麼長的路嗎？我跑流產你負責嗎？”那個辦事員就說：“那算了，別補了。”然後把事辦了。那個辦事員就是刷存在感，他不見得是為了貪汙受賄。
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我有很多電視台的朋友，他們如果想當主持人的話，就必須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誰都知道，一個好主持人跟一口好普通話之間沒有一毛錢關係，為什麼這個製度從一開始創立到現在，越搞越嚴格，越搞越大呢？就是因為政府要刷存在感。
政府本質上就是個生物，隻要沒有外在力量的扼製，它就會有衝動越長越大。這不是哪國政府的現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一樣。所以，當年的秘魯，在這兩個原因中彼此激蕩，最後搞出了一個這麼可笑的結局，一年要頒發28，000條法律來管製經濟。這個國家當然是一塌糊塗的。
產權保護為什麼這麼重要？
當年，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麵對的就是這樣嚴峻的情況，大量的地下黑色經濟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這個國家的財富創造活動得不到產權保護。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產權保護對一個國家富強有著重要的作用。
產權保護為什麼這麼重要？我們小時候學政治的時候，都說這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動不動就要堅定地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太重要了，如果沒有這一條，有這麼幾個後果。
第一，正經的、有價值的財富創造活動就不會發生。比如，我的房子是租的，我為什麼要裝修？如果我現在建一所房子，沒準兒哪天就被政府拆遷了，因為它是非法的。它的產權沒有得到保護，那我為什麼要好好地蓋它呢？我們到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旅遊，比如埃及，首都開羅的郊區跟一大片爛尾樓似的，就是因為產權得不到非常好的保護，大家就不會認認真真幹事了。
第二，定分止爭的作用就沒有了。產權保護就是讓大家在市場交易中沒有太多的廢話，比如你這所房子得不到政府的保護，那麼地主惡霸就有可能來霸占你的房子了。你向何處去投訴他，何處去告他呢？而定分止爭之後，這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市場交易的成本就會大幅度下降，這個社會才有可能繁榮起來。
第三，隻有堅定產權保護的作用，這個國家才能衍生出更為複雜的市場。舉個例子，股票、期貨這種金融市場，一定是在基礎產權非常清晰的情況下，大家才能信任，我們才會變著花樣做更為複雜的金融型交易。如果基礎產權都不清楚，這個公司有幾台機器我們不知道，廠房隨時可能被拆遷，這個公司的股票有可能會值錢嗎？所以，這種複雜的體係壓根兒就演化不出來。
這就是經濟學家德索托當年在秘魯觀察到的情況，現在症結找到了。可是，這不是秘魯一個國家的症結，幾乎全世界所有窮國的病根全在這兒。為什麼德索托有本事把秘魯拯救出來，而且要麵對如此凶惡的敵人——“光輝道路”？他是怎麼走出另外一條道路的呢？
德索托的另一條道路
20世紀80年代的秘魯為什麼又窮又亂，現在再簡單梳理一下思路。任何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有一個特性，它有一個本能的擴張衝動，更何況有一些層級的公務員還要貪汙腐敗，要權力尋租。
但是，這種前現代化的政府管製能力有限，怎麼辦呢？隻好在自己能夠管得住的地盤上大吃猛嚼，給它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繁文縟節，以及重床疊架的法律和法條規定。結果，那些合法商人覺得負擔太重，隻好跑到法律線之外去從事黑市交易，去搞地下經濟。這就是秘魯20世紀80年代的基本狀況。
這就帶來一個結果——惡性循環。裏麵的負擔越重，外麵的規模就越大，而黑市交易的規模越來越大，必然會帶來三個結果：
第一，所有的生意朝不保夕，大家就不投資了，造好房子幹什麼？做正經生意幹什麼？
第二，市場交易費用奇高。
第三，任何高級一點的生意或者交易形式都無法發育出來。例如，一個農民擁有一塊土地或者一所房子。如果政府給他合法的保護，他就可以把這塊土地或者這所房子作為資產抵押出去，然後用拿到的錢到城裏去做一樁正經的小買賣，整個國家的資本就被盤活了。
所以德索托曾說，秘魯這個國家其實並不窮，大量的財富都堆積在那裏，像一個高山湖泊。可是，這個湖泊現在是一潭死水，大家隻能在裏麵打點魚、劃劃船，搞一些初級的活動。如果用一根管子把它和山下連通，馬上就可以造一座水電站。這個高山湖泊蓄積了大量的勢能，一衝而下就能夠帶動其他的經濟形式。他認為改革秘魯的關鍵就在於把這個湖泊激活，而激活的關鍵就在於把那個法律之外的黑色經濟、地下經濟納入法律的範圍之內。
說白了，就落實到一個關鍵詞上——產權保護。在1987年出版的《另一條道路》中，提出來一個完整的設想：我們能不能走自由市場經濟，拯救秘魯——我們的祖國？這本書就包含了前麵講的那套道理，以及德索托和他的學生在秘魯做的很多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