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完勝“光輝道路”
“光輝道路”最後是怎麼完蛋的呢？這就要說到我們故事的主人公——經濟學家德索托。德索托乃一個經濟學家、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又不是手裏握有國家軍隊的總統，又沒有勾結美國人，讓美國軍隊來幹涉，他憑什麼能夠滅掉“光輝道路”呢？
要知道，像“光輝道路”這樣的組織是非常難對付的，因為它首先有一套漂亮的理論體係，敢於向人民承諾一個光輝的未來。當時，“光輝道路”甚至承諾，要恢複印第安人、印加帝國昔日的輝煌。而且，它還有一套強有力的組織體係來保障它的戰鬥力。
要對付這樣的組織必須兩手都要硬，理論上有一套，實踐上有一套，既有思考力，也有執行力才行。
首先，德索托有能力從理論上把“光輝道路”駁倒。德索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另一條道路》，我們現在看來是一個很普通的書名，而在當時秘魯的政局中，它有一個清晰的含義：你們“光輝道路”主張一條路，我主張另一條路。你們所謂的光輝道路就是不要自由市場經濟，退出全球化的協作體係，而我主張通過自由市場經濟來實現這個國家的富強，這個國家絕對不可能靠你們的恐怖主義來達成富強。
試想，為什麼說經濟學觀念有力量呢？政治看起來很強大，又有槍又有炮，但很多時候它依賴於人的直覺，或者說它依賴於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史所帶來的那種感性的思維方式。比如，我們國家窮，一般人就會想，我們為什麼窮呢？這總不能賴我吧？你看我天天這麼辛苦，那一定賴某個人。“光輝道路”那一套理論，就是替百姓尋找這個替死鬼和背黑鍋的人。我們窮，是因為地主惡霸，因為資本家，因為那些帝國主義國家要掠奪我們，把他們全部幹翻，我們就不窮了。這套理論多麼容易深入人心啊！
而經濟學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為它不這麼看問題。經濟學認為，人和人是一個協作係統，所以它考慮的是怎麼樣優化這個協作係統和資源配置。我們和富人、帝國主義國家都在一個協作係統裏麵。經濟學家總是在思考：怎麼優化這個協作係統？說白了，往往是從製度層麵來思考怎樣讓這個國家變得富強。
經濟學沒有槍、沒有炮，何以和“光輝道路”這樣的恐怖組織打對台？這就是它的力量源泉。
德索托先觀察了一下當時的秘魯，這個國家為什麼這麼窮呢？然後，他組織了大量的學生，搞了大量的調查。調查來調查去，發現一個非常刺眼的現象：秘魯這個國家非常奇怪，有大量所謂的“不合法的經濟”：它有56%的市場是非法市場，不是政府的，也不給政府交稅；有70%的房屋都是非法房屋，沒有任何產權證明；有60%的食品完全通過黑市交易；等等。
這種非法市場居然將秘魯將近80%的人口卷了進來，怎麼會出現這麼奇怪的格局呢？經濟學家有能力從這個現象往後追，看看到底是為了什麼。
表麵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法律體係太複雜了。這也很奇怪，法律體係複雜好像是發達國家常見的現象，一個發展中的窮國的法律體係怎麼也會複雜呢？秘魯政府有一年居然頒布了28，000條法律針對經濟。可想而知，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想做合法生意，這個法律的迷宮他怎麼可能穿越得過去？
德索托舉了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想辦一家合法的農貿市場，整套手續辦下來大概要花多長時間？要花13年。另一個例子是說如果擁有一片土地，想造一所自己的房子，辦手續需要多久？21年。真是子子孫孫無窮盡也，隻有具有愚公精神的人才能住上合法的房子。
所以，老百姓隻能不合法，隻能不走正經市場，沿街叫賣掙點小錢就算了。也不蓋正經房子了，搭個窩棚就住進去，隻要凍不死就行。因此，這個國家才到處是沿街叫賣的小販，才全是貧民窟，這就是這個現象出現的原因。
德索托還做過一個實驗，他派了一組學生到美國，然後留了一組學生在秘魯。讓兩組學生同時注冊一個微型企業，也就是一個裁縫鋪，隻有兩架縫紉機，看看分別需要花多長時間。
在美國注冊這樣的企業一天就夠了，在秘魯呢？按一天跟政府打六個小時的交道來算，大概要花283天，而且還要花費1100多美元。這筆錢對一個隻能開得起裁縫鋪的窮人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那怎麼辦？隻好非法。這就是這個國家的非法經濟特別龐大的原因。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追問一個更有價值的問題了：秘魯作為一個窮國，為什麼要搞出這麼複雜的法律係統呢？它會增加社會運行的總成本，要耗費很多資源，會讓窮國變得更窮，難道它瘋了嗎？
有兩個原因。
第一，政府不夠現代化，管製能力和邊界就有限。有的時候，它隻能增加自己管製邊界內的負擔。此話怎講？我們舉一個中國的例子。中國政府開征個人所得稅，按說初衷很好，是通過政府之手讓那些收入很高的人拿出一部分錢來補貼窮人。但是因為政府的管製邊界有限，說白了，它收稅的能力是有限的，什麼樣的所得稅最好收？當然是那些在企業裏工作的人，通過企業的代繳、代扣，這部分錢很容易收上來。但是，那些個體戶、大富豪非常容易掩藏自己的財產，政府的收稅能力夠不著這種錢。長年運行下來，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反而是由工薪階級來承擔的，沒有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我們且不說“劫富濟貧”這事對不對，它的初衷就沒有達到。這是政府的管製能力所限帶來的一個結果。
這就很容易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越是稅收不夠，就越要在自己能夠控盤的範圍內去收取。而越控盤，那些窮人就越要溢出。他們不願意交稅，不願意做合法生意，越來越多的人就會加入地下的非法生意中，這就是當時秘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