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模式像柄雙刃劍，但卻明顯是防禦性的，或是抵擋頑固派的進攻，或是反擊維新派的挑戰。不過在起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的主旨卻是針對頑固派的詰難，為引進西學辯護、尋找合法性基礎的。其作用與意義，均不能低估。但正如作者所說，“他們並不懂得引進西學會使得他們一向維護的君國社稷、聖賢之道一步步土崩瓦解。
不過，不明白文化變革後果的這種懵懂狀態，恰好使得洋務派有了敢於提倡西學的勇氣，敢於主張實行一些初步的文化開放政策。也正是由於看不清中學西學間衝突的本質，他們才設想用西學為輔助的實用手段，補中學之不及，致中國於富強，使清朝得中興”(第89頁）。
如果說洋務派對“文化變革”的後果是“懵懂無知”的話，那麼頑固派對這種後果則表現出一種病態的敏感。他們認為學習聲光電化等與“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為師”，結果是“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終將導致“以夷變夏”。
他們對培養成為官吏的正途科甲人員學習科學技術尤為反感驚恐，認為這些人員的職責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用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因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他們認為“技藝”將擾亂“人心”，所以對革新自強勢必造成的“官員隊伍”技術化憂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專尚才，從古亂臣賊子何一非當世能臣哉”？一再強調他們應是以“正人心”為專業的職業意識形態專家，而不應是一心務實，即專注於所謂“器”、“末”的技術化官員。
在反對洋務派的鬥爭中，頑固派或屢屢上疏，或借助輿論，十分巧妙地揚長避短以長擊短。首先，他們盡量不在“用”這“形而下”的層麵上和洋務派理論糾纏，而在超越實踐的抽象的“道”這“形而上”領域發難。舉凡修路架線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還是塞防重要等純技術純戰略問題，都被他們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識形態化，提升到“道”的髙度，然後再加以反對。因為在“道”的層麵便可以逃過實際的“用”的檢驗，便可用傳統邏輯嚴密的“道器一體”論咄咄逼人地反駁洋務派顯得支離的“體用分離”論。
抽掉具體內容，這種批判還很能顯示出一種雄辯的道德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義上誰能說“立國之道當以禮義人心為本”是錯誤的呢？而洋務派主張的“富強”則被漫畫化為以逐利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們緊緊抓住當時的政治不修（不少並非洋務之過）及“洋務”的種種弊端和失誤大作文章，打動人心。強調“此時當務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上書羅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實例，還以天災來附會洋務的“時政之失”。
他們煞費苦心把正是他們所要維護的舊體製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與洋務弊端和失誤混為一談，以達反對任何變革、完全複舊的目的。第三，“他們把西方有無中國可學之長，和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徑，完全混為一談；把提倡學習西學，從道義上譴責為與“認賊作父”同類的“認敵為師””(第87頁）。“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仇也”，所以學西學便是“揚其波而張其焰”。他們把不知天文製械等列為“小恥”，把學西學列為“大恥”。
據此，向西人學習天文曆算“乃今日不恥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恥而務於小恥也”？在中國倍受西方欺淩、處於國恥頻仍的民族危機中時，這無疑是個敏感的問題。“可以想見，在舉國上下對於外國侵略者的強盜行徑正處在群情激憤的氣氛中，守舊派抓住對待外國的態度問題作文章，顯然比在“本末”那樣抽象的道理上做文章，更易於煽起情緒，動員輿論，以反對學西學之議。”(第85頁）
作者精當地指出，頑固派所說的中國文化“並不是中國悠久而豐富的傳統文化，而隻是著眼於倫理內容，而在倫理內容中又僅僅取其“尊君親上>的聖道祖訓、綱常名教，作為排拒西餐的立國立民的“大本大原”事實上，中華文化所包含的科學的、哲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以及社會倫理的精深博大的內容，是被他們排除於中學的範圍之外的”。而洋務派亦莫能外，也是以“西學為用”是有益而不是有害於綱常名教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