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代曆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的警惕。而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卻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不同內容地主張“師夷”(“向西方尋求真理”？“後殖民”？）的中國人努力的結果。或許，這就是所謂“曆史的辯證法”罷。
盡管“師夷長技”的主張遭到強烈反對，但統治者麵對著接踵而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內憂外患，為生存計還是不得不實踐這一主張。這就為向西方學習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缺口，首先從軍事利器的引進仿製逐漸推廣深人到全麵學習西方機器大工業所需的科學技術學理的層次和階段。但“洋務運動”每前進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產生了今人難以想象的激烈爭論。
然而也正是在這種爭論的刺激中，使本想一意“務實”厭惡“務虛”的洋務派不得不麵對頑固派的挑戰，無法回避必須解決的基本理論問題。馮桂芬在洋務運動發軔之時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著名論斷，成為日後洋務派處理中西文化問題的藍本。
在這一基礎上，以曾、左、李和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大員和以馮桂芬、薛福成、王韜、鄭觀應為代表的洋務知識分子為提倡西學而不遺餘力。他們提出“窮則變，變則通”“勿狃於祖宗之成法”的“變通自強”論；提出“開利源以求富”和“辦學局以育才”等新的經濟理論和教育理論，終於結晶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高度概括的理論模式。
這一模式像柄雙刃劍，但卻明顯是防禦性的，或是抵擋頑固派的進攻，或是反擊維新派的挑戰。不過在起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的主旨卻是針對頑固派的詰難，為引進西學辯護、尋找合法性基礎的。其作用與意義，均不能低估。但正如作者所說，“他們並不懂得引進西學會使得他們一向維護的君國社稷、聖賢之道一步步土崩瓦解。
不過，不明白文化變革後果的這種懵懂狀態，恰好使得洋務派有了敢於提倡西學的勇氣，敢於主張實行一些初步的文化開放政策。也正是由於看不清中學西學間衝突的本質，他們才設想用西學為輔助的實用手段，補中學之不及，致中國於富強，使清朝得中興”(第89頁）。
如果說洋務派對“文化變革”的後果是“懵懂無知”的話，那麼頑固派對這種後果則表現出一種病態的敏感。他們認為學習聲光電化等與“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為師”，結果是“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終將導致“以夷變夏”。
他們對培養成為官吏的正途科甲人員學習科學技術尤為反感驚恐，認為這些人員的職責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用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因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他們認為“技藝”將擾亂“人心”，所以對革新自強勢必造成的“官員隊伍”技術化憂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專尚才，從古亂臣賊子何一非當世能臣哉”？一再強調他們應是以“正人心”為專業的職業意識形態專家，而不應是一心務實，即專注於所謂“器”、“末”的技術化官員。
但近代曆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的警惕。而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卻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不同內容地主張“師夷”(“向西方尋求真理”？“後殖民”？）的中國人努力的結果。或許，這就是所謂“曆史的辯證法”罷。
盡管“師夷長技”的主張遭到強烈反對，但統治者麵對著接踵而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內憂外患，為生存計還是不得不實踐這一主張。這就為向西方學習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缺口，首先從軍事利器的引進仿製逐漸推廣深人到全麵學習西方機器大工業所需的科學技術學理的層次和階段。但“洋務運動”每前進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產生了今人難以想象的激烈爭論。
然而也正是在這種爭論的刺激中，使本想一意“務實”厭惡“務虛”的洋務派不得不麵對頑固派的挑戰，無法回避必須解決的基本理論問題。馮桂芬在洋務運動發軔之時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著名論斷，成為日後洋務派處理中西文化問題的藍本。
在這一基礎上，以曾、左、李和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大員和以馮桂芬、薛福成、王韜、鄭觀應為代表的洋務知識分子為提倡西學而不遺餘力。他們提出“窮則變，變則通”“勿狃於祖宗之成法”的“變通自強”論；提出“開利源以求富”和“辦學局以育才”等新的經濟理論和教育理論，終於結晶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高度概括的理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