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現象的思想背景是唐宋以來逐漸形成的道統、綱常觀念占據正統地位，以致被當成中國文化的核心、靈魂、精神實質和唯一的思想內容。這就“恰好表明鴉片戰爭以來舉凡以文化排外言論裝點起來的“中學”，無非就是維護宗法社會中的統治權力和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觀念而已，實在說不上是什麼對中華文化的維護與發揚”(第101頁）。
社會思想的變遷往往是由社會巨變造成的，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維新思潮登上中國社會的曆史舞台。盡管維新派與洋務派曾有短暫的結盟，但思想內容卻完全不同，或毋寧說與頑固派倒有某種程度的類似，即也持“體用不二”的觀點。當然，二者的指向完全相反。
維新派的出現，標誌著近代中國思想舞台上的主角的角色轉換。就社會地位來說，同十年的“洋務”與“頑固”之爭是居社會“中心”位置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爭論。維新派的出世，表明原來居“邊緣”位置的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占據主角的中心地位，直到辛亥時期和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社會思想的主導者。在動蕩不已的社會劇
變作用下，維新思想勢所必至地發展成為辛亥時期的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時期的“全盤反傳統”。盡管他們彼此有著重要的思想分歧和激烈的爭論，其中一些人物的思想前後也曾發生不小的變化和反複，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趨勢卻是相當一致的。基本觀點是認為“民權”為致強之本，而洋務派的失誤在於未認識到使西方各國富強的“西學西政”的奧秘在於“伸民權”（當然，對於“伸民權”的具體形式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則有分歧和爭論）。“此旨一立，什麼華夷之別，什麼體用之分，一概被釜底抽薪，變成毫無價值的題目。”
也就是說“當時兩種文化衝突的焦點，不在於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區域的不同傳統特色，而在於現實中存在的先進與落後的強烈對比；而構成這種先進與落後間的巨大落差的關鍵，又在於政治上的施民權與行專製之別”。“已經達到用資本主義的民權政治製度取代中國的君主專製製度的層次，已經達到用自由平等為旗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觀念取代封建的綱常名教為核心的文化觀念的層次。”(第290頁）
這種思潮，現在時時被指為負麵作用甚大的“激進主義”。不經革命的大動蕩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曆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孫中山起初不也是打通關節上書李鴻章，想改良未成才走上革命之途的麼？現在常被稱道的晚清“新政改革”也是在經過庚子劇變之後，統治者才不得不行的，但為之已遲。而對幾年前有此要求的維新派，則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而告終。
而且，“新政”本身遲遲不開國會，反而成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引起各階層的極大憤怒，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晚清統治者的悲劇在於，每當倘有一線希望的時候他們總是拒絕任何變革，而任何變革都是在機會盡失情況下的一種為時已晚的被迫行為，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勢必引發革命。
可以說，下層的“激進”大都是上層的“極端”造成的。“改良”應是雙方妥協的產物，隻要一方固執己見便無法改良。倘套用“矛盾論”的說法，在這一對矛盾中居主導地位的應是統治者的“極端”。所以，與其指責下層的“過激”不如指責上層的“極端”。
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體”“用”的確是引用最廣的概念，但由於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體”哪些是“用”，所以必然引起極大的混亂和爭論，實有礙於文化的發展建設。一旦超越“體用”概念，就會發現“全盤反傳統”固然是“勢所必至”而不是“理所當然”，而“維護傳統”其實也非“理所當然”。之所以重視維護傳統，是因為我們無法完全割裂、拋棄、擺脫傳統，是因為在承繼傳統基礎上的“創新”更為平穩。但並沒有一種先驗的原則、道理規定必須遵從傳統。所以，無論對傳統采取什麼態度，都隻有實踐操作意義上的“行”與“否”、“利”與“弊”，而無道德價值意義上的“對”與”錯”、“是”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