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接觸發五四運動的兩個因素卻是互相矛盾的，即強烈的民族主義和為學習西方富強之路而導至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無情批判。可以說，從近代以來這一矛盾就一直存在，但在五四運動中，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為號召的民族主義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以“打倒孔家店”為號召的反傳統主義也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但這種邏輯的矛盾卻並不是曆史的矛盾，在近代中國的曆史情境中，正是為了救國才要學習西方，學習西方也正是為了救國。
也就是說，是民族的“救亡”為偏離、批判傳統提供了合法性。這樣，中國儒學正統的“天下”觀念不得不讓位於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觀念。其實，中國傳統的“天下”並非一視同仁的“普天下”，而是自視為“天下之中”、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華夏中心主義。這種“天下主義”對異域文明極端排斥，並皆目之為“狄”“夷”，要嚴守“夷夏之防”，實際拒絕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結果恰恰反對“天下一家”。
相反，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卻承認異域文明的合理性與向之學習的必要，這恰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提條件。作者通過對五四運動具體史實的分析表明，此時的民族主義並不排外，是一種健康、開放的民族主義。然而，縱觀中外曆史，產生、維持這種健康的民族主義極為不易，很容易就會滑向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五四時期的難得之處在於，民眾中的民族主義為這一運動提供了強大的感情動力，使之能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提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種種措施，為這一運動賦以思想內容。
為這一運動賦以思想內容的青年知識分子，主要是來自在美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國家學習的留學生。作者的研究表明“這些學生回國之後，通過他們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對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顯示了這三個國家的文化差異。五四運動也反映了這些不同的影響”(第26頁）。
大體說來，以胡適為代表的留美學生態度較為和緩，對提倡白話的文學革命起了較大的作用，而後在哲學、教育理論、科學方法論及整個學術界，起支配作用的也是“留美派”。通過胡適，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理論廣為傳播；他們主張點滴的改良而反對暴力革命，希望通過“教育救國”。
從清末起，留日學生最多、也最激進地投身政治，新文學的創造也深受日本風格的影響，如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創造社成員，都是留學日本。作為援西人中的一個中轉站，日本的另一個影響是向中國輸人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片山潛、幸德秋水等廣為人知，“總起說來，中國留日知識分子比在任何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受到更多的軍事、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第35頁）。當然，法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而直接觸發五四運動的兩個因素卻是互相矛盾的，即強烈的民族主義和為學習西方富強之路而導至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無情批判。可以說，從近代以來這一矛盾就一直存在，但在五四運動中，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為號召的民族主義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以“打倒孔家店”為號召的反傳統主義也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但這種邏輯的矛盾卻並不是曆史的矛盾，在近代中國的曆史情境中，正是為了救國才要學習西方，學習西方也正是為了救國。
也就是說，是民族的“救亡”為偏離、批判傳統提供了合法性。這樣，中國儒學正統的“天下”觀念不得不讓位於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觀念。其實，中國傳統的“天下”並非一視同仁的“普天下”，而是自視為“天下之中”、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華夏中心主義。這種“天下主義”對異域文明極端排斥，並皆目之為“狄”“夷”，要嚴守“夷夏之防”，實際拒絕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結果恰恰反對“天下一家”。
相反，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卻承認異域文明的合理性與向之學習的必要，這恰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提條件。作者通過對五四運動具體史實的分析表明，此時的民族主義並不排外，是一種健康、開放的民族主義。然而，縱觀中外曆史，產生、維持這種健康的民族主義極為不易，很容易就會滑向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五四時期的難得之處在於，民眾中的民族主義為這一運動提供了強大的感情動力，使之能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提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種種措施，為這一運動賦以思想內容。
為這一運動賦以思想內容的青年知識分子，主要是來自在美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國家學習的留學生。作者的研究表明“這些學生回國之後，通過他們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對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顯示了這三個國家的文化差異。五四運動也反映了這些不同的影響”(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