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著了《心理與力學》過後，再去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覺得他的學說處處與力學公例符合。他講民族主義說：“世界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我們中國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應該設個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他處處提出力字。又孫中山演說集講五權憲法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緊，便成專製，中外數千年來，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衝動。”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的安全現象。”這簡直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力學公例。
民權主義第六講說：“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關，就是像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這就是孫中山把力學上兩力平衡之理，運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說：“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蒸汽推動活塞前進以後，再把活塞推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人民有了這選舉罷免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麵可以放出去，又一麵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機器的自動。”推出去是離心力，拉回來是向心力，這也是應用力學原理的地方。這類話很多，不及備引。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中國有一段最有係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甚麼政治哲學家，還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我們試把《大學》這段文字拿來研究，格致誡正，是我身內部的工作，暫不必說，今從我身說起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試繪一圖，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國，第四圈是天下，層層放大，是一種離心力現象。“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層層縮小，是一種向心力現象。這種現象，與磁場現象絕肖。孟子的學說，由怵惕擴充而惻隱，再擴充之以達於四海，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層層放大。孟子主張愛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現象，孟的學說，是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的。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個人而無社會，照上麵之法繪出圖來，隻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無。墨子愛無差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會，卻無個人，如果繪出圖來，隻有天下之一個大圈，內麵各圈俱無。吾人的愛情，如磁氣之吸引力一般，楊墨兩家的學說，繪出圖來，均與磁場現象不類，可知他們的學說，是違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為楊墨的學說不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為孔子的學說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終身崇拜孔子。現在歐洲講個人主義的和講社會主義的，都是落了楊墨兩家的窠臼，把兩主義看作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孫中山不取他們學說，反而取《大學》的說法，真是卓識。
他說：“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弟兄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隻問個人的是非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便是空的。”我們把他繪出圖來，隻有內部一個我字小圈和外部一個國字大圈，不像《大學》那個圈層層包裹，故孫中山說他中間是空的。孫中山又說：“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庭，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我們細繹“一級一級的放大”這句話。儼然把磁場現象活畫紙上，我們由此知，孫中山的學說，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國的舊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為美談，這種製度是淵源於儒家之性善說。歐洲社會主義倡始者，如聖西門諸人，都說“人性是善良的”，與儒家之學說相同，故生出來的製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張建築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製尤與中國家庭相似。講共產的人，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國聖賢所創的家庭製，即是想實行此種主張，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實行共產，能讀書的讀書，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餘能作何種職業，即作何種職業，各人所得之錢，一律歸之公有，這即是“各盡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費，疾病時藥醫費，兒童的教育費，老人的贍養費，一律由公上開支，這可謂“各取所需”了。我們試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親，數人以至數十人，在一個小小場所，施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都還行之不通，都還要分家，何況聚毫無關係之人，行大規模之組織，怎麼會辦得好？中國曆代儒者，俱主張性善說，極力提倡道德，極力鏟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們自己的家庭，也無一不是分拆了的，這都是由於陛善說有破綻的原故。
孫中山的理想社會則不然，他主張的共產，是公司式的共產，不是家庭式的共產。他建國方略之二，結論說：“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說道：“民國是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又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道：“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又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由此可知孫中山的理想社會，是公司式的組織，絕非家庭式的組織，現在歐美的大公司，即可說是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歐美各公司的組織法，比中國家庭的組織法好得多，這是無待說的，所以我們講共產，應當采歐美公司式，不當采中國家庭式。家庭式的共產製，建築在性善說上，帶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產製，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歐洲人的家庭組織，與中國人不同，他不知中國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會走入了中國家庭式的軌道，孫中山是中國人，深知舊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會，采取歐美公司式，真可謂真知灼見。現在崇拜歐化的人，一麵高呼打倒舊家庭，一麵文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產製度，未免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