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羅宗祺把幾張白紙從抽屜裏拿出來，推到我麵前。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信箋上部的標誌和下麵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裏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係。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撿到。”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隻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秸。屋子裏，雖然並沒有減少什麼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北麵牆上那幀由意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掛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他親手繃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麵。像跌進了一個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消瘦了，兩鬢爬滿了白發，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裏，更給我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颼颼的感覺。
上麵的那一幕戲演完了，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隻有四十裏路，怎麼會走這麼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生怕是讓人檢查過了。”他苦著臉笑了笑。“你別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裏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我說。
“是呀。”他喟然長歎，“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麵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準；往好的方麵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麼？”
“怎麼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像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他抬起頭，眼睛朝上，鼻翼翕動著，好像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麼味道。他的眼光裏有一種曆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麼屬於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裏煩躁地扭動，“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眾，但又都說成是群眾運動。‘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著瞧。”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麼‘事件’，可是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裏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像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人民前麵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爭的第一線上去，那麼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裏，我眼睛裏不能克製地蒙上了淚水，“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置我們於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哽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裏。他也在藤椅裏凝然不動。屋子裏一時異常靜謐，但又洶湧著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著說：“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走？走到哪裏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劃，別說個人了！我隻知道，這裏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係，運動一深入，我就會像一九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裏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麵，你知道，一九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麼‘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隻能以失敗告終。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眾身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至少是支持人民群眾，還是像過去一樣等著挨打，等著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著屁股低頭請罪，那麼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黴了！……”
“哦，哦，”他抬起一隻手，苦笑著說，“你別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象：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裏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像我們兩個在這裏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後來居然會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這裏促膝談心，如果不承認這是曆史造成的。又怎樣去解釋？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的空氣在孕育著一場真正的人民的運動。我們的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隻有經過這場運動才能開始新生。”